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达成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后落下帷幕

　　12月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左一)出席新闻发布会后离开。新华社/法新

　　《哥本哈根协议》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而积极的成果不容置疑。

　　“后哥本哈根之路”如何推进？这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本报北京12月20日电  综合本报记者韦冬泽，本报驻美国、欧盟、印度、南非、巴西记者温宪、李永群、廖政军、裴广江、吴志华报道：20日，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闭幕，会议举办地贝拉会展中心已没有了过去13天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情景，变得有些冷冷清清。不过，对于本次会议，特别是那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的讨论及思考并没有停止。

　　协议——

　　“承诺与妥协的强力组合”

　　《哥本哈根协议》是由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经过13天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而达成的一项协议。会议举行期间，“两大阵营”、“三方力量”的政治博弈在哥本哈根尽展无余，掌声、争论交替起伏。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徳布尔所强调的，承诺与妥协这两者的强力组合推动实现目标。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该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次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本次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从哥本哈根回到华盛顿后也表示，《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突破，“这一突破为国际社会今后的行动打下了基础”。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称，“这是第一步，重要的一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做出了努力，确定了减排目标，即使以前表示不准备做出承诺的国家也确定了量化指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指出，“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但它是整个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一些媒体也认为，无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结果是否令人满意，都“在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向前推进”。《印度教徒报》2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哥本哈根协议》，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一份“参考文件”，也有人认为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的前身”，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谈判是在向前推进的。

　　冀望—— 

　　“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

　　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曾被很多人称作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在本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的众多分歧依旧没有解决，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也不具法律约束力，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还将继续下去。明年，将在墨西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因潘基文曾表示将在2010年尽力推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而被认为是“哥本哈根把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

　　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在过去近20年的国际气候治理行动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最重要的国际气候治理成果。但期间任何一次谈判都进行得艰难异常。从1991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成立，气候谈判开始启动到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历时3年，而围绕其后续法律文件的谈判，190多个国家坐在一起整整谈了15年。其中，仅《京都议定书》生效就耗时8年。

　　根据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达成的“巴厘路线图”授权，各缔约方应该在2009年底之前就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达成新的国际协议，接替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确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但很多人都没有料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谈判会进行得如此艰难。

　　气候谈判中两个最关键问题——减排指标和资金各方分歧巨大。一方面，发达国家未能就2012年以后的中期减排目标做出量化承诺；另一方面，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应提供的资金支持迟迟没有具体方案。部分发达国家甚至还提出抛弃《京都议定书》或将其纳入一个“单一新协议”的提议。

　　巴西总统卢拉严厉批评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并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历史责任。卢拉还呼吁，要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增加“透明度”以及接受核查与监督的做法保持警惕。南非《星期日时报》20日的报道也指出，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发达国家试图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可接受。

　　未来——

　　“发展权与发展空间之争”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遇。以美国为首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曾经力量非常强大，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等国。但随着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批准《京都议定书》，“伞形国家”集团形式上瓦解，力量大大削弱。

　　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同时，适应能力也最弱，亟需发达国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而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以及企图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绝对量化减排目标的做法，大大激化了南北两大阵营的矛盾。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一些非洲国家的抗议曾导致会议一度中断。

　　中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办公室主任易先良参赞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内涵丰富，领域宽广。2009年的气候变化谈判呈现三个特点：首先，各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表现出的政治意愿以及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都是空前的。其次，各方矛盾愈发尖锐，分歧的焦点逐步触及各国的核心利益，各方的“红线渐渐浮出水面”。发达国家不兑现减排和资金的承诺，一味否定已经达成的协议，成为众矢之的。第三，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掺杂其中，发达国家态度、立场后退，并企图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转嫁责任。

　　说到《哥本哈根协议》对今后谈判的影响时，易先良表示，今后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外交与政治角力将集中在发展权与发展空间之争上。

　　那么，关于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究竟会像多哈回合谈判一样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还是会在明年如期取得突破？各国已开始思考在“后哥本哈根之路”上采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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