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近来，部分钢铁企业整合以及山西、内蒙古等地煤炭产业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引起较多关注。关于这个问题，我谈两点基本认识。第一，当时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时候，说的就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怎样一方面使得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同时又能够保证政府能够有效处理市场失衡、失灵问题，化解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矛盾？一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不能用国有企业替代市场力量。二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国有企业是政府在总体上引导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要在这两个原则下考虑国企的战略性转移和有进有退。

　　前些年给人的感觉是，国有企业似乎退得多，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有企业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有了比较显著的下降，改革开放初期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的比重大概在90%，现在大概是40%，从1970年代末到目前，国有资本的比重差不多年均下降两个百分点。

　　但是，在前一段所谓“国退民进”之后，国企的比重虽然下降了，但从结构上看控制力量加强了。原因是结构上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从产业结构和国有企业分布的情况来看，真正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制占据着优势。比如，在能源、石油、煤炭这些资源开采领域，在电力领域，在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在钢铁业和相当部分有色金属冶炼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等机电一体化龙头产业，在电信领域的主业，国有资本占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还有金融这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因为有一些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比如城乡的信用合作社)，国有资本的比重虽然不到90%，但是也接近90%。二是从产业组织结构(即市场的组织结构，包括垄断问题、企业规模问题等)来看，国有企业的一大趋势是，国企逐渐央企化，地方国有企业越来越少，而央企越来越大型化，逐渐具有垄断实力。所以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是越来越高了，盈利空间在增大，盈利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在增强。这几年央企的80%都上市了，有很好的直接融资条件。再加上作为投资者的国家现在有财政力量，国资委很强调向一些重要领域的央企(比如几大银行、航空公司)注入资本金。

　　如何进退？

　　国家是“进”还是“退”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当年退也好，现在进也好，实际上取决于宏观调控要求。当年的改革是基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出现在资源领域。随着资源越来越稀缺，国家对资源的主导更严格，对资源开发的秩序和价格秩序等等的管理需要更规范；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一般性的政策法规之外，国企进一步进入和控制是很重要的方式。

　　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除宏观政策之外，在微观上直接渗透和支持它的国有企业，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要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和拉动内需，国家需要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都比较高的，或者稀缺度比较大的重要产业，加大国有企业的进入力度，展开相应的兼并。这是全球通用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是危机状态下实现宏观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不仅是中国如此。

　　因此，进退不是机械的，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当年进了，今年就不能退，而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体制变化、市场化进展等条件来判断。也许过一段时间，根据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些领域不需要国家大规模介入了，可能到那个时候国家又在某些方面大规模退出。

　　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国退民进，关键在于如何退，在于进退是不是能按照经济规则(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在于市场规则究竟是怎样的。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不能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国有企业的进也好，退也好，不能破坏市场规则，要按照市场规则来实现进退。二是民营企业也应有进退的自由。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主体，应该和国有企业拥有平等的权利：有没有能力进入是一回事，有没有机会让其选择是另外一回事。三是国有企业怎么退，其实就是过去所说的人到哪去，钱从哪来。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进退之间的转移成本(特别是一些社会成本，比如工人问题，过去的烂账问题)如何消化？消化过程中转移的改革成本(或者企业的转移成本)是怎么均摊？争论较大。

　　需要推倒“玻璃墙”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中国的救市方案出台之后，围绕资源过分集中于基础建设领域以及国企、民营企业发展困难较多等问题，争论也较多。这些讨论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领域的分布，即这次扩大投资的结构分布是不是合理，对扩大内需作用是否有效？另一问题是投资在体制上的组织方式，这次主要给了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中小民营企业获得的机会并不多，是不是有歧视？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次扩大需求的确过分集中于基础建设。现在人们所说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资本密度高，对扩大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短期立项容易取得统一。再有，人们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取得决策共识比较容易，决策起来也比较快。因此，确实有资源集中于基础建设的现象存在，这有它的客观性。而且短期内在发改委的整个框架下，通过财政、金融相互协调，中央和地方相互合作，可以迅速形成大的投资集结。但是它的问题在于，与民众的日常消费直接相关、与保民生相关联的方面，特别是一些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扩张相对不足。

　　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占的比重过大，其实“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我们对这种排斥做过一项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旦超过30%之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相应的消费需求就会进入负增长状态；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2.5%，投资需求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大概就减少0.8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一般都在24%以上，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某种“排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年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增长速度就已经达到32.9%，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给总需求带来的正增长和相应的投资需求导致的消费需求萎缩相比，究竟哪个更大，值得分析。也就是说，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的比例，实际上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的边际效率已在递减。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一要把战略重点全面从重点刺激投资需求向扩大消费需求转移；二是从投资本身来说，要更多朝着直接保民生的方向转移。

　　至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民营企业参与较少，这也有其客观性。一个原因是刚才说的体制原因，另一原因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国有经济在一些领域还是有准入壁垒，即“玻璃墙”。再说，一些民营企业也很难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本能力和技术水平。

　　可以理解这种现象，但是同样我们我们也要重视其中的一些问题。带动增长和解决就业最后主要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至少目前来看，中小企业在地方上是骨干和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了非常大的总量，民营经济在解决就业和带动增长方面应该还是起着主要作用。因此，要思考怎么让扩张性效应更多传导到民营企业。

　　所以，现在的问题包括，财政政策怎么更好体现中性原则，使得所有的纳税人(包括民企和国企)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到财税政策的服务，怎么在特别社会保障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其次，目前的货币政策下，银行比较宽裕的流动性如何更好地真正地传递到实体经济。真正需要钱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难题，而中国是难上难。现在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创业板，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改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条件和制度环境的愿望。所以，怎样真正让民企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在运用资本市场方面)、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贷款的担保和抵押一直是个问题，或许可以考虑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采取财政贴息、担保、建立相关基金等办法，为一些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融资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真正传递到它们。

　　(严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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