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波

　　这两天，在中国财经界，一则人事传闻颇受关注。许多报章都已报道，称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或已调任央行副行长，继而可能被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副总裁。

　　如果传闻属实，那么朱民将成为首个出任IMF副总裁的中国人。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层队伍中，也将在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继续增加中国人的面孔。

　　有关朱民的人事传闻，让一些人感到很兴奋——在其看来，中国人将进入IMF高管层，意味着在追求提高国际金融地位的道路上，中国又踏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及IMF，以及其他一些区域金融机构中的高层席位越来越多，是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的直接体现。而中国学术及业务精英不断充实到国际金融机构中，既有助于改善这些机构的治理，也将继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不过，应该认识到，仅仅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增加一两个高管席位，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众所周知，在IMF、世界银行等金融类国际机构中，由于份额较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自身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符。而且从短期内来看，中国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无望获得大幅提高。

　　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时美国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物。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成立和数十年来运行的背后，深深渗透着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意志。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各国实力的不断变化，IMF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改革早已成为这个机构的必需。而围绕着改革，则是各个成员国在IMF中义务、权利及地位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3%的世行投票权和5%的IMF份额。对于一个成员国来说，份额不仅决定其应认缴的款项数额，还决定了它在IMF中的投票权、借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分配权。坦率而言，增加5%的IMF份额，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仅仅是一种微小的量变，远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也就是说，此次匹兹堡G20金融峰会有关IMF份额分配上的细微调整，于中国而言，意义还是很有限的。

　　笔者注意到，在10月5日世界银行与IMF年会发表的联合公报上，再次重申世行与IMF的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整，提高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体现世行与IMF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计划在2010年世行与IMF春季会议前就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改革达成协议。

　　看起来，未来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和份额的进一步调整，与朱民或屡新IMF的传闻，其实是有暗合之处的。不同的信息指向的同是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断变革——当然，这必定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在国际金融格局短期难有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中国希冀的改革方案，只能是继续推动IMF结合份额增资改革其治理结构。而人事上的一些布局，又为这种调整和改革多少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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