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一个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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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专题组
我们试图通过对美国大萧条前后经济走势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转型期的研究，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走向的影响和中国应当如何启动内需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表明最终走出危机还是需要通过消费结构变化和新兴产业结构发展
1.美国大萧条时期经济底部的形成和复苏迹象
美国1929年那场经济危机的底部在哪里？是什么带动了美国经济复苏？复苏迹象从何而见？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分成两个阶段：1933年3月9日-1936年6月16日为第一阶段：遏制经济下滑趋势，着重在复兴、救济；1935年-1939年为第二阶段：重在改革，把购买力注入弱势阶层手中，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使经济转变为永久的复兴。
罗斯福新政的基本思路包括三点：第一点是通过整顿联邦信用，联邦政府实行全面领导。第二点是为恢复购买力而进行救济和大搞公共工程。第三点是为持久繁荣而采取一系列农业和工业政策。其中第二点与我国去年底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有着异曲同工之意。1933年美国GDP见底，投资是拉升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民间投资的启动是导致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到1938年美国又出现了经济下滑，这主要源于信贷收缩。
2.股市走势提前反映了经济变动
从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股票走势来看，无不和经济息息相关。首先，1929年大崩盘是经济萧条的提前表现，到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底部。而与此同时，股市在1932年年中调整至最低点。伴随着之后经济的逐渐复苏，股市开始持续上扬。到1937年中旬股市已经从最低的50点涨到了200点，反弹幅度达到了4倍。此后在美国经济1938年由于信贷收缩出现回调之前，股市又开始出现下跌。
3.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对美国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几个方面：政府只能有效的遏制经济下滑趋势，但不能改变经济自身周期。经济是周期波动的，危机本身是经济发展问题的体现，包括分配不均、产能过剩、消费不足，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危机，而不是危机导致了这些问题。出现危机的时候，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遏制经济下滑趋势，但是不能改变经济周期，最终经济周期还是需要通过消费结构变化和新兴产业结构的发展。
二、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启动内需与产业结构调整之路
1.中国目前的定位——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5-1955为战后重建阶段，到1955年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1936年水平；1955-1960为高速增长前的奠基阶段；1961-1970为高速增长时期。在1956-1970年的15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2%，其中有7年的增长率高达两位数以上；1971-1980为不稳定增长时期，由于石油危机及政策不当原因，日本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通过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工业化、城市化指标的比较，我们认为中国2008年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基本相当。实际三产就业比率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相当，城市化率低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看，我们定位当前中国坐标为“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
2.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正处于“投资引起投资”的高潮期：(1)日本经济面临严重的二重结构问题：表现为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1960年农民收入仅为城市的44%，大小企业收入差距达到一倍以上；(2)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速度，个人消费增速明显落后于投资与工业增长速度；(3)全球经济危机(1957年从美国开始)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济陷入衰退期。
3.日本“国民大争论”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学界对“日本经济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下去”的问题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稳定成长派”，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期，而且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状况，对新的投资缺乏刺激，不可能有新的发展，今后只能“稳定”成长。另一种则是以下村治为代表的“高速成长论”，认为日本正处于“历史勃兴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期，设备投资欲望很旺盛。按照投入——产出系数，供给能力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生产迅速增长，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增加，扩大出口的前景极为光明。尽管当时已出现了生产力过剩，但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如减少失业，扩大高工资、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别，就可使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获得暂时解决。
池田勇人内阁采纳了“高速成长论”，并于1960年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961-1970年这十年之间将国民收入提高两倍。并把头三年的增长率定为9%，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定为7.8%。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迅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完全就业。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所在。《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了国民收入，成为“启动内需”的钥匙，国民经济中自身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经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日本政府在各个环节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三、我国的启动内需与产业结构调整
1.短期经济刺激计划必不可少
正如罗斯福新政，政府短期经济刺激计划有利于遏制经济下滑趋势，对于缓解恐慌状态下的经济快速下滑具有重要作用。从实践看，中国经济环比增速明显，政府调控功不可没。
2.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未来十年高增长可期
通过对日本研究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水平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城市化水平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重化工业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3.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作为一个公认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其在上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50%以上，直至1965年才出现第一次贸易顺差，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内需与投资驱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当前居民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远低于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实质购买力，中国需要一个“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
4.投资与行业选择
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内需启动后消费结构变化分析，结合美国上世纪30年代、韩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拉动内需的空间非常庞大。主要相关行业集中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家电化、全国性的汽车化浪潮和房地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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