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8月10日消息 2009年烟草税上调，上调的意义何在？在做客搜狐网公益专家论坛时，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女士、清华大学博士胡琳琳、《经济参考报》国际部主任王小波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

　　烟草税率提高意味卷烟价格上升 可能促进控烟工作

　　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女士谈到，在中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签署的《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提出来的策略，通过很多文献证明都是有效的。在《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文本中，实际上要求把增加烟草税以降低烟草消费作为一个重要的条款来进行履约。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方便全世界各位了解公约的内容，把重要的控烟策略又叫做MPOWER来说明控烟策略。   

　　MPOWER可以用六个单词进行解释。M，是关注烟草政策的执行；P，表示关注人们对二手烟的危害；O，帮助吸引者戒烟；W，是警示烟草的危害；E，指禁止烟草的广告；R即提高烟草税，提升烟草税意味着烟草价格可能会因此提高，通过经济的手段使人们减少对烟草的消费。

　　在被提问道，在MPOWER中，最后的R(提高税收)是不是最重要的，杨功焕说：“实际在控烟的策略中，我们把它分成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真正的经济手段就是指R，即提升烟草税率，这其实也是一个在社会中经常用到的，因为贵，买的人少嘛，这很容易理解。通过MPOWER中援引的一个南非的数据也可以证实：烟价每上升10个百分点，烟草消费量就会相应下降5-7%。而且MPOWER也提出提高烟税是单一控烟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如果通过税收提升烟草价格，反应出了价格弹性，那将对控烟非常有效。”

　　所谓商品有税，税增加了等于就是增加了商品的成本，成本上去了自然价格就要上去，这个东西贵了以后可能有一部分老百姓就买不起了。杨功焕说，比较大部分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

　　烟草提税国家增收 社会效益仍需评价(造福社会需专款专用)

　　国家为什么收税？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生产消费流通环节进行控制。税本身收上来以后，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要被用在社会的公益福利等方面。如果我们的烟草增税了，这些增加的税是不是会真得能够造福社会？如果是，会在哪几方面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对此，清华大学博士胡琳琳说道：“增税的第一个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烟草的消费，这样就避免人们受到更多烟草对健康的损害，也能节省未来的一些医疗支出；第二个作用，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政府把这些增加的财政收入能够用于一些改善民生的领域，比如说像一些国家所做的，用来扩大医疗保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补助，或者是用于支持像控烟这样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活动，会对社会造诣更大。”

　　杨功焕提到，税收政策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政府在引导正常消费、解决公共卫生健康中的有效的手段，但单纯的加税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把增加的税让政府用于改善医疗、健康，以及提供其他方面的公共卫生服务，才会事半功倍。

　　在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要向烟草加税了，还是特许权的加税，从几每分到几美元。

　　胡琳琳谈到：“是联邦的税从39美分提高到了1.01美分，美国的做法就是把这部分税，可能会增加300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用于扩大为儿童建立医疗保障的计划。其他国家也都有过类似的做法，美国之前在州一级加税，像美国的麻州，去年加税也是用于支持全民的医保，其他很多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

　　以加拿大为例。只要烟草提了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明显增加，而且随着税收的增加，烟民总体的烟草消费量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有一段时间由于通货膨胀，烟草税的价格往回降了一点，又导致其消费量。纵观很多国家和地区，像南非、英国、我国的香港、台湾等，把它们的税收烟价曲线和烟草消费曲线放在一起来看，都是呈现明显的逆向上升。所以现在包括俄罗斯以前的烟税比例都非常低，最近也在明显的提税，而且提价后消费量也降了下来。在很多国家，百姓都有明显的感觉，抽烟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

　　公众不了解价内税 根据烟草危害付税控烟效果明显

　　相关资料显示，烟草作为一种产品，先不说有害还是无害，作为一种产品必须经过生产、流通，然后到批发、零售、消费等整个环节，其实每个环节都应有各种不同的税种。   

　　胡琳琳介绍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国家的烟草税，特别是消费税的结构和状况。其实我们现在说的烟税主要指的是卷烟的税，在烟叶这个环节，国家也征收20%烟叶税。进入卷烟生产的环节，从生产到批发、到零售，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税。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对卷烟这个产品来说最特别的消费税，我们国家的消费税按照税制来说，现在还都是价内税，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你买东西是买的时候在这个价格之外会再让你交一部分税，即价外税，所以你买什么东西都会知道自己要额外交多少的税。而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对于零售环节的税征管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这部分消费税主要是在生产环节来征收的，像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这种税是包含在零售价格里面的。而卷烟的税比较贵，主要是为了抑制消费，因为这个产品可能对健康或社会造成一些危害，并引出了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些成本，这个成本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

　　不管价内还是价外，消费税的主要目的就是调节消费的行为。

　　胡琳琳表示，恰恰我们国家实施的是价内税，消费者付价的时候并不了解他付出了国家这部分税是为了抑制他消费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导致现在消费税的征收，事实上对卷烟的消费行为作用是不大的。另外，现在我们实施的消费税主要还是以从价税为主，就是说高价烟的税赋会高一些。而目前我国的从量税占到烟税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不到10%。我们研究烟草税的专家都知道，如果要达到控烟的效果，从量税相对来说更有效，因为不是按照价格来付这个税，而是根据烟草消费的量来付税，你抽的多了就得多掏钱，不论低价还是高价，所以这样就会使得一部分抽低价烟的烟民会因为量的增多考虑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这样也可以降低高价烟和低价烟的税差和价差。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转换，从控烟的角度上来讲，烟草都是有害的，你只要是有了这个量，我就征税，这个烟本身价钱高低跟我没关系。你自己要为量的积累付出相应代价。

　　杨功焕表示，对烟草价格最敏感的两类人群：有效控制中低收入群体吸烟。烟草控制税理论上的研究，讲得直白一点，可以把这种税叫做危害健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征收的消费税，虽然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由于中国本身在控烟、卷烟生产环节中的税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很多人一想到在中国加税怎么加，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我想说，其实如果要加税，不论在哪个环节上加，只要在价格上表现出来了，老百姓一方面(像琳琳说的)会知道价外税让你付税了，因此可能会影响行为，第二点，即使不知道，但是若能感觉到烟价上升了，从群体效应来看，也会减少吸烟或是选择戒烟。因为在一个群体的研究中，只要东西贵，消费就会下降，尤其该物品不是必需品时。

　　这当中运用了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概念——价格需求弹性。杨功焕表示，因为不像粮食，再贵也要吃饭，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是相对比较小的，卷烟虽然有一些成瘾，但是是可控的成瘾，和毒品不一样。所以贵了以后，从群体来讲，就是有不同。经过研究，在中国实际上需求弹性大概在是0.08—0.15，国际上是0.4。就是说只要是有增加10%的价格，需求下降是很大的。

　　杨功焕说，实际说来，真正对税收价位比较敏感的人群是两类，一类是收入比较低的人群，一类是青少年群体，而这种价位增加以后，因为穷人抽烟，价位高了以后就会抑制抽烟行为，反过来说，对健康的影响显然就会降，你也不用去承担相应的这部分的医疗成本；第二点，对青少年。他们也是比较敏感的群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所以增加了以后也会抑制抽烟。在中国，高收入人群虽然相对于国外的比例要低一些，但很多抽高价烟的人是不花钱的，所以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弹性系数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还是有效的。

　　在整个贫困家庭家庭支出当中，如果吸烟所消耗掉的家庭财富的比例占到整个比例大约为8%~9%，将近10%了，就是说这个家里收入100块有10块是用来抽烟的，那么这个消费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能支付的医疗成本会更大，这真的是容易导致家庭贫困的一个原因。

　　昨天一个发展中心发布他们的调查中，发布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有一个农民自己戒烟以后就把自己买烟的钱存起来了，几年之内就达到了3万块，这就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实际上对于一个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卷烟消费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尤其是当他由此生病以后，会对他的家庭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记者从甘肃的武定县了解到，他们修一个母亲水窖，蓄的一点点水都是浑浊的，还需要加了明矾沉淀后再喝。有个家非常穷，整个家庭财产加起来：一头羊、一个房子、一个炕等，2000块打住。家中两样值钱的东西，一个是有一个60多年历史的水壶，全家都拿它来喝水，没有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就是使用了30 年的一个水烟枪。一个家庭财产总额不到2000块的家庭，其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水烟。对此，杨功焕表示，所以要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致农民兄弟于永远穷困的境地。胡琳琳说道：“建议税价联动来控制烟草消费。”

　　国内很多专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胡德伟老师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教授，他一直从事中国烟草税的研究，主要从公共卫生角度呼吁以税控烟，他们在去年公布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能大家都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当时占据媒体头条，就是建议把每包香烟的从量税，从原来的每包6分钱提高到1块钱，这应该说是他们研究的核心观点。

　　胡琳琳说，因为中国烟价格相差也是非常大的，他做的研究计算了这个提税的方案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说可能使得1千多万人戒烟，挽救大概3百多万生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增加649亿。我们注意到这个方案主要是呼吁提高从量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会导致缩小高价烟和低价烟之间的价差，也能限制人们吸烟，特别是能够减少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的吸烟，因为这部分人主要是吸低价烟，量大了，价格相对来说提高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控烟的效果是最好的。

　　据胡琳琳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国卷烟税研究的课题组。今年5月份，其实就是这次提税之前，课题组向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个关于增税的方案的设计。这个方案跟胡教授的方案略有不同，虽然主要的思路也是以税控烟，也是缩小低价烟和高价烟税差和价差，但设计是把低价烟乙类烟从价税提高到跟甲类烟同样的水平，提高到都是45%的水平，提高所有卷烟的从量税，把从量税提高到每包3毛钱，这样综合下来，回答你刚才的一个问题，对卷烟价格的影响，零售价格算如果税收能够完全传达的价格上，每包香烟将提高17.7%这样的比例，进而我们测算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收入(当然我们用的弹性比例相对高一些)大约为1400余元。

　　杨功焕谈到，我觉得经济学家确实会给我们开出不同的处方，如何来调整烟税和烟价，当然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胡教授的这个方案，他们的研究都是一样的，第一，就是要加税；第二，加了税以后要显示在烟价上。唯一一点区别，就是作为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他觉得中国的税制比较复杂，他就不想去动那个税制，就只改从量税；而对于清华大学，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民情比较了解，所以提出来了一个操作性相对较高的方案，不过两者的目的和原则完全一样，就是通过加税、加价来控制烟草消费。

　　对此，胡琳琳补充到，我们这个方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消费税的征收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批发环节，因为我们国家零售环节还相对正规化程度低一些，征管难度比较大，但是批发环节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所以做这样等于往前迈出了一步，因为批发环节如果税率提高的话，更容易把价格传导到消费的环节、销售的环节，对消费的引导作用会更明显一些。

　　控烟离不开媒体宣传

　　《经济参考报》国际部主任王小波谈到，专家们，包括像杨老师这样卫生领域的专家、控烟领域的权威专家，胡博士在经济和卫生两个领域结合的专家，设计出很好的方案，但是最终是要改变我们控烟的现状，降低烟草消费，提升人民大众的健康水平。但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有很多环节、很多链条需要我们去解决，串起来。比如说胡博士刚刚提到的的他们那些方案，对老百姓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王小波说：“这些影响对老百姓来讲、对烟民来讲总体上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可能专家会有自己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我觉得还需要再有一个翻译的过程，什么叫翻译的过程？就是需要我们各种媒体，科技报道的媒体、健康报道的媒体，包括网站在内的财经的媒体，要把它翻译成浅显易懂通俗的语言，让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提税也好，立法也好，这些影响到这些烟民切身利益的措施能够解释清楚，让大家明白。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控烟的方案，政策设计，就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通过媒体翻译的过程，理论上再完美，架构上再准确的方案，实施起来都可能面临很多的阻力。”

　　这些阻力包括哪些？刚才杨老师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咱们国家的烟草生产、消费这两个层面，跟国外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咱们的公款消费这块。国外一些现有的研究成果，你提高多少的税会降低多少的消费，提高了多少的税同时会降低多少烟民在烟草消费上的支出，还有一些很技术性的，比如弹性的问题，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你的经济发展阶段，不论你的社会制度，都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我们处在国内的这么一个环境，除了要关注这些共性的问题之外，可能还要更多的关注个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的问题，像杨老师提到的公款消费的问题。公款消费对咱们控烟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带来了多大的阻力，我觉得这对我们财经媒体来讲是非常好的课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这里面包括地方政府利益的影响，包括烟草主管部门的利益影响，包括财税部门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卫生领域的部门、推进控烟进程的部门，他们的利益诉求在里面。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利益综合考虑，首先得理顺了、分清楚了，哪些利于我们控烟、哪些不利于我们控烟，我们的成本是多少、收益是多少。另外一种方案，成本、收益也要进行对比，最后选择代价最小、收益最高的方案。这个里面除了需要经济学家们、卫生领域的专家们很深入的研究之外，我觉得可能媒体在提供各种信息、开拓各种思路，为读者、为烟民，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开他们心中的一些疑惑，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果能把媒体、把专家、把政府部门，以及我们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诉求点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一种代价最小、收益最好的这么一种方案的话，那么控烟中的阻力会小很多，所以包括财经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功焕谈到：“我认为在公共卫生的预防控制方面，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没有媒体的参与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就控烟领域媒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王小波谈到，控烟可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面，卫生健康的层面，告诉人们吸烟是不好的，会对你身体的很多器官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对健康造成重大危害，这个层面可能需要一些科技性媒体来进行报道。第二个层面，从经济上来分析，烟草这个市场的存在创造了多少收入，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多少。除了烟草行业、烟草市场本身，还要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在医疗卫生服务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可能需要这些东西，还需要媒体的进一步介入，这就涉及到财经媒体。第三个层面，如果我们要改变现状，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我们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这些路径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政策的设计。在不同的政策设计，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个里面我觉得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应该深入进去报道、分析、解构不同的政策选择面临的成本收益问题。还有最后一个层面，在所有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政策的相关制定部门，施加我们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这是媒体最终的一个作用的体现，在控烟领域。所以我觉得控烟需要不同形式的媒体、不同领域的媒体，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即将要启动的无烟环境的促进项目，就会非常紧密得结合媒体，最终要达成对于政策方面的提高。

　　杨功焕说：“我觉得刚才小波说的应该说，代表了媒体对控烟工作越来越关注，实际上因为我做控烟很长了，很多媒体可能采访过我，而且我也感觉到很多媒体是越来越关注控烟了。实际按照小波的说法，是需要和媒体的部门共同来策划，来形成一个传播计划的，包括你说的这个领域，有条不紊的把各个方面的媒体都包容进来，有效地告诉百姓支持控烟。这一点我是很有感触，谈到烟草加税，最早大概2年前香港大学的林大庆教授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他就提到，恳请中国政府卷烟加税遏制烟草的流行，此话一出立即引来老百姓的一片骂声；去年烟草协会又开了一次胡德伟教授研究的发布会，这个发布会出来的时候，也是不像其他的公款消费卷烟得到网民的支持，也不像烟草警语得到140万网民支持率的支持，也是反对的，就说明在卷烟加税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们确实没有跟老百姓沟通清楚，都是想加税总是不好的，凭什么要加税，而不去管那些用公款消费卷烟的人。”

　　王小波说：“尤其是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减税，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刺激消费。奥巴马上台第一个就是加这个税”

　　09年烟草税收上调：国家盈利 控烟无力

　　随着跟媒体合作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了解到烟草的危害，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调查，关于烟草加税，我先念几条大家的反应：香烟应该列为毒品，贩卖香烟就是贩毒，这是国民戒烟的最有效办法，强烈要求国家关闭所有烟厂并禁止种植烟草。他的反应跟咱们说的税没有关系，但是从老百姓态度当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变化，您之前说加税大家一片骂声，现在再说加税的事，大家可能比您的反应还要强烈，干脆把烟贩子都毙了算了。

　　胡琳琳说道：“我可以再提供一点我们研究的信息，因为在5月份提出了加税的方案以后，我们也想看一下对这个加税老百姓的支持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在当时做了一次电话访谈的名义调查。其实这个支持率还是很高的，不光是不抽烟的人，就连烟民的支持率也在80%以上，当然这个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们提的这个税是一个专项税的概念，就是把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的方面，比如增加医疗保障、控烟等等，这样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么高的支持率。这也说明如果政府加税的用途合理的话，其实老百姓是支持的，这样也是顺乎民意的。

　　今年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行关于调整烟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第一个就是说要加税，要提升，每一类卷烟都要提升6%的税率，这一点确实是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支持，终于加税了。但是第二点实际上就有一个变化，因为在中国有一个背景，中国的卷烟分了几个等级，甲类烟和乙类烟，以前甲类烟税率是45%，乙类烟是30%，都增加6%，原则上说甲类烟的税率就要变成51%，乙类烟就要变到36%，但是与此同时把50块到70块的一条烟原来是归结为甲，把这个类别的烟从甲类烟调整到乙类烟，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比例的卷烟的税在这个价位的这些卷烟的税不是增了，而是降了，就是说是从45%改为乙类烟的36%，实际上是下调了9%。第三点，烟草加税以后，是没有和烟草的价格关联，就是说某些烟不涨反降。

　　国家烟草局的规定，原来卷烟是按比例里管制的，所以是按照价位，原来是50块钱一条的烟以上的就是甲类烟，50块以下的就是乙类烟，现在加税改成70块以上的是甲类烟，70块以下是乙类烟。

　　这个是出厂价，不是零售价格，我们国家零售价格大概是出厂价格的1.45倍。

　　烟草肯定是被消费的，但是不同价位的香烟销售数量是不一样的，比如高档烟可能是消费群体略少，可能中档烟消费群体是最多的，低档的又少一点。胡琳琳谈到，原来50块以上的销量其实不到10%，50—70之间我们大概的估算可能是一半，就是这10%的一半，但是占的销售收入和贡献的税收是非常高的，有将近 30%。

　　其实这个变化是不是减税，当然需要进一步计算，因为这次加税很复杂，批发环境又加了5%，而批发价格税基比较高，水分出厂环节税是降低了，但是批发环节税率提高，价格高，所以整个税负还是略有提高的，肯定这个档次50到70提的是非常少的，烟草是加税了，烟草加税最起码有两个方面受到影响，一个是国家税收，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消费行为影响的控烟这部分，就是国家控烟和加税这两方面的影响。对此，专家谈到的第一反应是第一方面你说的国家财政征收，应该是按照这个测算下来可能是400到500亿之间，所以这个目的应该说是能够实现的。

　　琳提到，加税对控烟有效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个税最终要传导到价格上，才能起到抑制消费的作用，但是恰恰这次我们从所有渠道得到的信息都是国家还没有调整卷烟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价格没有动，所以等于说对控烟目前来说短期内是没有效果的。

　　2009烟草税上调意义何在？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盈利，控烟无力”是最好的概括。

　　中国税制与价格脱钩 烟草业垄断使税涨价不变

　　胡琳琳谈到：“我们关键的一点无力就是说，价格没有变化，为什么价格现在还没有变化？因为看国际经验，每当政府提税，很快的烟草商就会做出反应，调高生产价格，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加了税反而出现了价格按兵不动的现象？这也是跟我们国家烟草管理的体制有关系，烟草专卖制度，卷烟的生产、销售、管理都是由政府两说了算的，价格也是由政府来制定的，所以政府有定价权，他如果不愿意让这个烟价上涨，可能这个主要反映的是烟草行业、烟草专卖局他们的利益和主张，不愿意看到价格上涨以后失掉他的市场，所以为了稳定这个市场，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希望保持一个价格的稳定。另外也就是说明，为什么能够保证不调整这个价格呢？就是说这部分税能够消化到行业内部，其实就是说把原来他一部分利润转移成税收了，内部消化掉了。烟草专卖的这种制度造成了烟草业的垄断，垄断的定价形成了高额的垄断利润，所以即使税收提高了，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转化成税收，然后保证价格的稳定。所以就是说，这是基于国家的烟草专卖的体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加税的力度还是不够，尤其是乙类烟，烟草行业还是有能力、有余地把这部分税率内部消化掉。我们知道中国的税率跟国际相比还是差距很大，有很大的提税空间，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力度不够，希望以后还是在税率方面再做进一步调整，进一步提高。”

　　杨功焕谈到，为什么控烟无力，实际上控烟无力的第一个，我想关键是价格没变，价格没变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调节它的消费行为就没有影响，那就谈不上控烟了，这其实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后来琳琳分析到的，为什么可以加了税而不变价呢，实际上就是他本身的利润空间非常大，再加上他还有一部分卷烟往下调，实际上在这样的两个过程中内部就可以消化，这也就是说专卖制度就使他没有进入市场的选择，因为按照道理，加了税显然是要加价，但是就在垄断制度下，可以做到加税不加价。

　　国际上烟草的税率，应该是在65%到75%之间，我们国家在这次调税之前比例是40%，所以说相比而言还是空间非常大的。我们国家不仅是跟发达国家比，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实也是处于税率相对偏低的水平，像印度比例也在70%以上，包括新加坡、泰国都是60%以上。一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走私是否猖獗，其实是跟政府打击走私的力度密切相关的。举一个例子，在北欧烟草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个地区的走私是非常少的，但是到了意大利，价格相对低，但走私非常猖獗，所以说并不是说价格提高了就会导致走私，政府只要能够采取有利的措施去打击走私，其实是可以防范这个问题的，我们国家烟草专卖这种制度其实在打击走私方面还是非常有力的。

　　部分卷烟价格上涨为零售商自调 税收部分流入零售商

　　过去两个月里您感觉长吸的卷烟的价格有没有发生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网友反映有的是50%，这个一天的调查结果，大约有600份文件的样子。贵了是占50.31%，没有变化的占47%，等于有变化、没变化对半开，就因为这个税跟价格没联动，所以对控烟的效果没什么影响，这里头老百姓的反映贵了。对此，杨功焕说道：“这个其实因素很多，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虽然是批发价贵了，但是价位没有变，零售商因为完全有一个自己调整的空间，我想零售商很多都觉得既然调税了，我增加一点点价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中间究竟增加了没有，只是一天的调查，很难说明问题，真正的价格可能还是要最后以工商核查出来的价格为准。第二，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本来是想加税，即使不谈控烟的效果，谈双赢嘛，政府可以增加税收，实际上这部分增加了并没有流入到政府税收的但盘子里去，而是被零售商赚了这部分钱，这可能更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杨功焕说，希望烟草局和烟草工业分开消除控烟阻碍。

　　烟草税增加了，特别是在金融海啸、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等于加了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个加重负担是有意义的，加重负担是让你远离烟草的危害，让大家过健康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真正要以税控烟最根本得出发点。面对这么一个现实，我们这次提税国家盈利了、控烟无力了，那么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走？在底下交流的时候，琳琳做的研究关于这个有自己的看法，我想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做一点未来的憧憬。

　　胡琳琳说：“我们课题组也召开了讨论会，一起来讨论看这次提税以后意义是什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政府提这个建议，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希望能够呼吁税价联动，就是希望价格能够自然的根据税率的提高来上涨，反映这个税率的提高，把这个税收能够转移到价格上，这个可能就涉及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利益和权利。我们知道，调税主要是财税部门他们的权限范围，但是调价就涉及到发改委和物价部门，这个里面烟草专卖局又有很强的建议的权利，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建议提到发改委，提到甚至更高一层，从控烟的角度出发来加强价税联动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另外，在税率和税种方法，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说的从量税，缩小低价烟和高价烟税差的问题。总体的税率应该小步慢走，逐步的提高，因为这次仅仅这样还不够的，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提税的空间。另外一些相关的建议，像抑制公款消费香烟和公务人员收受礼品烟的问题，能够使得消费者真正对价格敏感，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手段能够真正起到控烟的作用。”

　　杨功焕说：“最好能把这种税作为一种特种税，像美国那样把税得来的收入用于医改或者说支持贫困人群健康，我想最终就会对老百姓的健康改进更大，也会得到更多的群众的支持。”

　　在访谈的最后，专家分别表达了对于烟草税上调以及控烟的看法。

　　胡琳琳说：“我想接着主持人刚才说的，以税控烟要看是从什么人、什么角度和利益出发，就像温总理在去年总结三鹿事件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不能以牺牲人们群众的健康来换取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利益，我们控烟也更应该站在我们13亿人民健康的角度上去推进，而不是从烟草工业的角度来出发。”

　　杨功焕说：“说到这个地方，我想很多专家和很多两会代表一再都提到的建议，就是政企分开，烟草局和烟草工业必须分开，因为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对控烟的阻碍作用。”

　　王小波谈到：“每一项改革事业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当各种利益相互交织阻力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都是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发挥自己作用最好的时候，体现自己价值最好的时候，我想在控烟这个事情上同样也进入了一个需要实质性操作、需要政策性的推动、体制性变革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同样会有利益主体出现，利益相互交织，可能面临很多阻力的时候，也是一个财经媒体介入的一个必要的好的时机，也是财经媒体发挥作用的一个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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