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波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

　　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提出这个难题的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进行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西部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据他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管仲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负面效应则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难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方所谓的“科学”同名而异实，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而林语堂则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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