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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温总理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工程，我认为，我们这里只要再有15年就能建设好新农村。”3月6日，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代表杨先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杨先龙是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拍马村的党委书记，他所在的拍马村，是湖北的“省级文明村”，2004年工农业产值达到5亿元。“我自己算了账，现在我们村村民住院全部是医疗保险；老年人只要超过60岁以上的，每人每月有1000元养老金；学生读书，从小学到初中全部免费，高中到大学拿到毕业证后，可以得到4500元钱奖励；我们村里的路全部是水泥路。”他对此非常自豪。
拍马村的小康，对大多数中国乡村来说，还只能是可以憧憬的未来。在2005年，“小一点的村有2万元，大一点的村有3万元”，得到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是他们新近的幸福。
据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当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比2004年实际执行数增加349亿元，增长13.3%，用于“三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达到14.7%。
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再次提出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在“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明确写道：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确保财政用于“三农”投入的增量高于上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点要放在农业和农村。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预计达到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占中央财政总支出量的21.4%。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支出。
报告给出2006年中央财政支出方向：农村税费改革使8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扩大粮食直补规模，安排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直补资金125亿元，比2005年增加10个亿；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2005年增加238亿元，增长21.2%；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200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7亿元，增长25.6%。增加扶贫开发投入。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扶贫开发资金137亿元，比2005年增加7亿元。
同时，为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从今年起，国家财政将每年安排支出1030多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2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
另外，今后五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
在卫生领域，五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进行改造。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今年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显然，中国财政增量支出的方向正在经历一种趋向性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当期和预期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增加，全国财政收入连续以2万亿、2.5万亿、3万亿的增长，导致了对“三农”加大投入的可能。
实际上，这种财政支出增长方向的改变更主要源于政府的政治意愿及意愿程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并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政府优先把一般性的财政收入增长进入新农村建设领域。这是一个平衡优先排序的抉择，可以视这一行动为对农村弱势群体“补偿”与“反哺”的开始。
多少年来，尽管农村人口是中国最大的人群，占中国人口的60%-70%左右，但是从财政和支出上看，他们长期以来只获得公共财政支出的1/7；从经济上看，农业是各类产业中低效益、高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弱质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非农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从社会和从政治影响力角度看，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化”。
经济、社会、政治、财政支出的诸多待遇，最终使得农村人口缺少获得可覆盖率高、可及性强的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本届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明确提高“三农”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重，这是一个带有历史符号的根本改变。
我们正处在从过去歧视农业变为重视农业，从过去歧视农民变为重视农民，从过去歧视农村变为重视农村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中国迈入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赵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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