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也要讲双赢 税收体制是关键

　　现实的体制问题

　　中美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相差7300倍。在这个惊人差异的背后，则是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税制。而近期，企业和个人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可以享受全额抵扣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是否将逐步改变这一窘境呢？

　　税收之痒

　　慈善捐赠，想起你我就泪· 捐赠，也要讲“双赢”

　　去年12月29日，一条新闻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广泛关注。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下发了一个《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的文件。通知规定，本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2005年1月1日之后的捐赠均可享受该优惠。

　　也就是说，如果有企业和个人在2005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资金，就可以按照这一新政策予以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例如，一位上海市民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1万元，根据原规定，个人可免缴捐赠额30%的税收，那么，他(她)免缴的所得税为：1万元×30%×45%=0.135万元(个人所得税按最高税率45%计算)；而根据新规定，他(她)免缴所得税为：1万元×45%=0.45万元。

　　同样，若某企业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100万元，根据原来的税收政策，企业可免缴捐赠额3%的税收，那么，企业免缴所得税为：100万元×3%×33%=0.99万元(一般企业所得税按照税率33%计算)；按照新的规定，企业免缴所得税为：100万元×33%=33万元。

　　显然，对于同样一笔捐款，新政策把个人捐款的税收抵扣放大了3.3倍，把企业捐款的税收抵扣放大了33.3倍。作为国内第一家享受此类待遇的地方性慈善机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对此显得踌躇满志，他向记者表示：这一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将大大激励上海捐赠者的热情。明确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上海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此前，只有全国性的慈善公益机构才能享受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

　　事实上，捐赠减免税收的概念在中国并不新鲜。早在1993年，《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暂行条例》就规定了相应条款。2000年-2003年，国务院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100%税收抵扣的条例条款，规定向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联、红十字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基金会、见义勇为基金会等11家基金会捐赠可以全额免税，向农村义务教育等三个行业捐赠也可以全额免税，但此类税收优惠在执行上却遇到了难以想像的艰难。

　　2005年8月30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捐款减免税问题上做了一个流传很广的社会实验：他捐助了500元给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凭借收据办理个税减免手续——让单位的财务人员计算减免抵扣税额，修改本月应税工资，再向税务部门提交修改后的“税务明细申报表”，然后由本人填写了4份“税收缴款书”送至银行，财务处再根据银行单据重新做账，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终于，王司长在他10月份工资条上减免了50元税款。

　　一个主管慈善工作的司长，有中央机关的专业财务人员相助，办理捐款减免税事宜居然还如此繁琐，那么，对大多数平民捐助者而言，办理捐款减免税的难度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不去办理减免税，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互利”的捐款心态，许多人都会觉得，捐都捐了，没必要再为此去争取一点小钱了。

　　对此，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王振耀提出了不同看法：捐大钱并不代表就不再讲究“小钱”了。慈善应该使双方获利，要求减免税很正常。“双赢”的捐款减免税收政策正是累积大批捐款的基础。 “在美国，捐赠一件旧衣服都可以抵税！”他说。

　　这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弗·威茨的观点不谋而合。去年，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和沃尔弗·威茨讨论中国的慈善问题时说，在美国慈善捐款活动中，华人总是最踊跃的参与者，可见，中国文化的基因里有慈善，并不是只有宗教文化才有这种慈善基因。沃尔弗·威茨表示，现在中国的慈善捐款少，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恐怕是现实的体制问题。

　　那么，捐款减免税这一美国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经济学家贝奇·阿德勒认为，美国非营利部门(NGO)之所以飞速发展，与美国为慈善组织建立的法律架构，特别是税法密切相关。这些法律、法规以减免税收的形式，保证了捐助者的经济利益，同时还对非营利部门的活动起规范作用，保证其将各种资产用于公益事业。

　　记者查询了美国税务局在这方面的规定。美国《国内税收条令》规定的8个限制性项目，是决定任何一个法人、社会团体、基金会是否为慈善机构，从而可享受免税资格，收受抵税捐赠的关键。它们分别是：宗教、教育、科学、文学、公共安全测试、国内外儿童抚养，另外还有两个颇为特殊的项目，即业余体育比赛和防止儿童、动物遭虐。

　　美国人捐款减免税极其方便，只需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坐等税务局寄来的退税支票。但是，任何一家慈善机构，要取得签发抵税发票的权利，都必须受到税务局各项严格的监管：慈善机构须提供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其付给董事、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入最高员工的薪酬等；同时必须通过专门机构对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审计，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同侧重。美国税务局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其中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取消一个组织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将该组织判了死刑，不过这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是处以罚金，受到处罚的往往是违规的个人，而非慈善机构。

　　西方人的立法精神，总是竭力防范人性“恶”的一面。即使是以“慈善”之名推行事业，也需要依靠“严刑峻法”。这不仅保证了慈善资金的公益用途，更为重要的是，此类“严刑峻法”极大地维护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慈善机构的信任。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合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去年美国的捐款数字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约占该国GDP的4%。

　　相比之下，中国慈善机构的透明度有待改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自1994年成立至今，尽管已累计募集善款达13.87亿元，但直至去年1月，该基金会才首次对外公布了部分善款用途，分别是575万元的“爱心午餐”和171万元的“点亮心愿”。而掏取人们爱心最多的，还是很多名头虚、内容空、款项去向不明的捐助活动。或许，这正是中美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相差7300倍(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语)的原因之一。

　　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布坎南曾说，税收是全体纳税人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NGO)享受了税收抵扣优惠，就等于从国家的全部税收中支取了一部分。那么，它们是否就有义务承担政府部分的财政负担，向全体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起一个“类政府组织”的作用呢？

　　有学者认为，各类享受免税待遇的NGO，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一部分NGO的领导人来自政府的离职人员，同时NGO的领导人也有可能到政府机构中任职。因此，上述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政府各项财政支出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只能涉及到国防、外交、法制、医保、社保等大众利益，而少数人关心的利益，就可由各种NGO来负责实施，例如：宣传禁烟、疾病研究、寻人寻物、道德维护、特殊群体救助等等。

　　但是，和政府的强制性税收不同，NGO要自筹捐助，就必须提高效率，减少官僚主义，节省资源，从而使得美国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正是无数NGO在各个方面的探索，为美国的立法走向探明了道路，推动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治文明。美国人支持某项主张最普通的做法，就是寄去一张支票，期待NGO能够有朝一日，成功游说国会。历史上，包括黑奴解放、女性选举权、义务教育、

二战中援华、民权运动、停止越战、环境保护以及信息

高速公路等国会各项立法，都源于NGO发起的赞助活动。

　　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离不开税制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推行捐款抵税和严格监管，将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培育“类政府组织”

　　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十大慈善机构是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见义勇为基金会和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其中，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