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明园听证会能否跳出“一听了之”“逢听必涨”的怪圈还有待观察。暂且抛开它不谈，近年来各种听证会在刚刚萌发的同时就迅速变质，其公信力直线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听证会之痒”症结究竟何在？
我尝试分析了一下，听证会屡屡背离主流民意，它身上至少潜伏着如下四大疾患：
一、谁来听———听证发起者严重错位。
一场听证，由不同的行政机关发起，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其要害在于发起者本身是否处于相对“中立”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故宫等世界遗产景点涨价听证会，是由北京市发改委发起的。而黄山、九寨沟等世界遗产景区申请涨价，都是由本省甚至本市物价局组织听证。这其中大有玄机。一地的主管部门在面对影响全国游客的景区涨价问题时，很难摆脱地方利益的制约。实际上，这些景区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即使要涨价也应该由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听证。“地方涨价地方组织听证”，影响的却是全国公众，其公正性自然无从谈起。
二、选谁听———听证代表选择问题多多。
应该选谁来听证？这可是个大问题。简单地说，应该选择“影响的利益主体”来参加。《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则明确规定了代表选择应该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但是法律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操作中听证组织者的自由裁量和选择权过大、过于随心所欲，究竟是不是选择了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相关人，往往“只有天知道”。最极端的例子是，故宫涨价时听证会代表竟然是清一色的北京人，“北京人听证外地人埋单”，这样的听证会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三，怎么听———听证程序乱象丛生。
程序“正义”和“不正义”，法治果实的味道大不一样，这已是起码的法治常识。但是各种丧失公信的听证会，恰恰在程序问题上大动手脚。比如参加听证的人员被有关部门告诫不得向媒体透露听证会的具体内容；比如有些涨价听证，当事公众还不知道就已经“圆满结束”。在听证通告、报名便利、准入门槛、是否允许媒体报道等“细节”上，都可能潜伏了“程序不正义”的“魔鬼”。
四，听之后———从“听证”到“决策”的过程，是最大一块“盲区”。
笔者大胆断言，这将始终是听证会制度在今后的完善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听证总是容易的，但最终决策权还在有关部门手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买了彩票，最终能否“中奖”还是要忐忑不安地等待管理部门的宣布。我们缺乏一种对“听证会上主流意见”的中立判定机制、缺乏一种迫使最终决策必须采纳“听证主流意见”的机制，这才是听证会制度最大的问题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