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杰米·戴蒙，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兼CEO。

　　时刻：2008年金融风暴中

　　决断：必须决定是否在48小时内收购贝尔斯登。选择收购，则意味着必须在几天内接管一个4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很可能将公司置于危险境地；放弃收购，则意味着再三拒绝政府的要求，弄僵和当政者以及未来政治明星的关系。

　　2008年3月13日(周四)，晚上7点，纽约东48街的Avra希腊餐厅，家人正在为我庆祝52岁生日。突然间手机响起，这让我有些恼怒，这个号码是专为家人和工作上的紧急事件准备的，我很不情愿地接通了电话。

　　是盖瑞·帕尔，为贝尔斯登工作的Lazard投资银行家，他询问我能否与贝尔斯登CEO艾伦·施瓦茨通话。为了不影响家人的情绪，我不得不在他们惊讶的眼光中走出餐厅，来到街边听电话，我意识到麻烦来了。

　　施瓦茨表明贝尔斯登正遭遇挤兑，流动资金吃紧，股价暴跌，四处告借无门，希望我们能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

　　我很清楚贝尔斯登陷入的困境，但作为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我不能置自己的公司于危险境地。我坦率地告诉他“不行”，但表示可以帮忙联系美联储和财政部。

　　我给时任美联储纽约分行总裁的蒂莫西·盖特纳通了话，他要求我最好是拉贝尔斯登一把。

　　“我们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件事，”我告诉盖特纳，“只要能把它拖延到这个周末，就有时间了。”接着我将电话打给了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我相信贝尔斯登董事会当时已经在做申请破产保护的准备。在与3位政府官员协商后，当晚11时，我派摩根大通高级交易员马特·赞姆斯带着一组工作人员前往麦迪逊大道383号贝尔斯登总部检查账簿，我们的人对贝尔斯登的财务状况感到相当吃惊。

　　清晨5点，盖特纳召集了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讨论允许贝尔斯登倒闭后的影响，与会者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政部长保尔森。他们发现，此事会波及全球数千家公司，需要在几天内清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

　　会议已经进行一个多小时后，盖特纳提醒大家，一些重要的信贷市场即将开市。很快，一个解决方案达成：虽然美联储无权直接向贝尔斯登的经纪商提供贷款，但它可以将钱借给摩根大通银行，然后通过摩根大通将资金转借给贝尔斯登。

　　盖特纳将方案告知我，我立即通知摩根大通首席律师史蒂芬·卡特勒以新闻草稿的形式向贝尔斯登管理层发邮件，称摩根大通将向贝尔斯登提供为期28天的“必要”的注资。邮件发出的时间是早晨6∶45。

　　这些保证救援的钱来自美联储，同时也是承担着风险的贷款。自大萧条以来，这还是美联储第一次像这样借钱给一家公司而不是银行。

　　盖特纳：希望摩根大通单独收购

　　美联储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3月14日(周五)，贝尔斯登的股价下跌47%至30美元，客户与交易伙伴继续流失。财政部长保尔森逐渐意识到，贝尔斯登撑不过周末了，是时候准备“后事”了。保尔森和盖特纳在晚上召见了施瓦茨，表示希望在周日晚上之前——也就是亚洲市场开市之前——将贝尔斯登出售。

　　3月15日(周六)是最为忙乱的一天，我的人马已经兵分几路：2000多名工作人员从周四晚上起就在贝尔斯登总部清点账目，评估这笔交易的交易额；200多名高管聚集在派克大街总部8楼的几间会议室里全天候讨论收购事宜，只有食物送进来的时候，大家才抓紧时间打个盹；另外一行高管早上8点就赶到贝尔斯登总部与施瓦茨会谈，并随时执行我的指令。

　　下午，另一个竞购者弗劳尔斯公司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计划：它出价30亿美元现金购买贝尔斯登90%的股权，每股大约28美元。但这项计划还有一个前提：弗劳尔斯需要找一些贷款者提供20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贝尔斯登继续运营。

　　几个小时后，我们也提出报价：愿意以每股8～12美元的价格收购，总价在9.45亿～14亿美元之间。

　　3月16日(周日)一早，我们向贝尔斯登提出了合并草案，只是没有提及收购价格。

　　当我们的工作人员评估完账目回到派克大街后，他们提供的情况动摇了我们的决定。除了不断流失的客户，贝尔斯登还因为2007年夏天倒闭的两家对冲基金要面对一连串的诉讼，剩下的大量抵押贷款资产也会让公司在住房市场上遇到更多的问题。

　　经过如此简单的账目检查就收购一家经纪公司是存在很多风险的，我立即命令手下告知贝尔斯登的银行家盖瑞·帕尔：撤销收购申请。

　　公司大多数高管认为收购贝尔斯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毕竟，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仅在几天之内就接过一个4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当它已经千疮百孔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盖特纳，向他解释单凭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风险太大了。

　　当时正是盖特纳事业的重要时刻，他很可能会成为下届政府的财政部长。眼下，大家都在看着他的救援行动。盖特纳没有给事情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几分钟后，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摩根大通能单独完成这笔交易。

　　我很清楚，再三拒绝政府的要求并非明智的选择。但执行政府的意图有很大可能将公司置于危险的境地。

　　到了中午时分，贝尔斯登与弗劳尔斯的交易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弗劳尔斯已经知道短时间内凑齐200亿美元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们仍试图玩些花招影响交易价格。

　　这时我指示前方重新提出收购申请，但将收购出价降至每股4美元。根据此计划，联邦储备将负责30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处理贝尔斯登账目上那些难以脱手的证券，这笔投资既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本。

　　保尔森：这笔交易不能太贵

　　正当我和200多名高管还在讨论4～5美元一股的收购价格时，财政部长保尔森的电话打进来，我用免提接听了电话，保尔森说道：“我觉得这个出价偏高。这笔交易不能太贵。”

　　下午3点左右，我让摩根大通投行负责人道格·布劳斯坦电话告知帕尔：“我们的出价为2美元一股。”

　　“您该不会是认真的吧？”帕尔还专门多问了布劳斯坦一句。

　　我可以想象贝尔斯登董事会对这个报价会感到多么震惊，但他们冷静思考会想得到，在这种局面下，2美元至少比破产保护后一无所有强，而且他们也清楚这个时候他们得罪不起财政部和美联储。

　　下午6∶30左右，贝尔斯登传来消息：全体董事同意了这笔交易。大约晚上7点，《华尔街日报》网站上披露了交易价格，整个华尔街都惊呆了。我决定在晚上8点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讨论这笔交易，但已经精疲力竭的贝尔斯登CEO施瓦茨并没有出席会议。

　　3月16日(周日)很晚的时候，律师们已经完成合并协议，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的官员召集华尔街所有的CEO开电话会议。官员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因为不断有人申请加入会议。盖特纳和我先后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摩根大通会承担贝尔斯登的债务，但如果双方最终不能达成协定，那么市场将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在提问阶段，花旗集团的参会人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不少贝尔斯登的贸易伙伴与它签订有长期合同，他们如何应对风险呢？”

　　这个问题令我有些不快。“你是谁？”我问道。他自称“维克拉姆”，并且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问而已。这更让我感到窝火，我告诉他：“别再讨论这类问题了！政府已经为华尔街避免了更多的损失，花旗集团应该感谢我们。”

　　事后我才知道他是花旗集团新任CEO维克拉姆·潘迪特。

　　一周的价格拉锯战

　　接下来的几小时，更多的事情让我生气。

　　这笔仓促进行的交易存在明显漏洞：摩根大通已经保证1年内维持贝尔斯登原有的业务，即使摩根大通股东们拒绝这笔交易。

　　这一保证让贝尔斯登生气的投资者们有充足的理由抬高价格。

　　这只是一场持续一周的拉锯战的开始。直到3月21日(周四)上午，摩根大通的律师们还在和贝尔斯登的同行们争论这个为期1年的承诺。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么？”我见到施瓦茨后问道，“股东们完全可以投票否决这笔交易。”

　　施瓦茨也不甘示弱：“‘我们’有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说，施瓦茨并非贝尔斯登阵营的死硬派，他倾向于做出一些让步促成交易，但前提是一定要争取更高的价格。

　　3月19日(周三)傍晚，我来到贝尔斯登二楼的礼堂，面对该公司数百位难以控制的经理们讲话。他们和董事们一共拥有大约30%的公司股权，我知道必须稳住这批股东。

　　现场敌意感很强，尽管摩根大通很大程度上已经避免了伤害其他银行的交易漏洞，但此时此刻，我仍然觉得自己成为了沮丧的监管者的意愿执行者。

　　我试图采用平和的语言安抚听众。我告诉他们，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强迫婚姻”不是“我们安排的计划”。但一位经纪人尖刻地回应道：“这不是强迫婚姻，而更像是强奸。”会见不欢而散。

　　这种对峙对每个人都是灾难，3月20日，我们试图采取其他方法打破僵局，我手下的一位高管与贝尔斯登律师曾私下讨论过一种可能性：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贝尔斯登允许摩根大通持有其51%的股票，这样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赞成票而不用去说服那些不满的投资者。

　　然而，在得知要不经股东同意就购买如此多的份额时，特拉华州的法院表示反对。我们只有再想其他办法。

　　3月21日，耶稣受难日。我们告诉贝尔斯登的律师，如果贝尔斯登再不让步，那么摩根大通不保证提供维持其运行的资金。

　　我们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尽管有被贝尔斯登诉讼的可能性，但他们毕竟处于不利位置。如果我们在下星期一(3月24日)还不能确认对其的收购，这家公司很可能必须申请破产保护。这种绝境下，恢复谈判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复活节(3月23日)上午，施瓦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心理底线快到了。至少两位数的出价才能让我们的董事们满意。但你千万别开出9.99美元的价格。”

　　两家公司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盖特纳和保尔森担心，在市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贝尔斯登再次成为了威胁金融系统的定时炸弹。保尔森在一次电话中很不情愿地告诉我，他也希望出现一个更高的价格。

　　第二天开市之前，我们抛出了最后的出价：以大约10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39.5%的股票，总价约12亿美元。为了迎合美联储，我们答应先出10亿美元以承担任何潜在的损失，此举大大减少了政府遭受大约290亿美元损失的风险。

　　交易终于达成。

　　几个星期后，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告诉参议员们，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贝尔斯登就会倒闭，而这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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