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平

　　有专家、学者提出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通胀容忍度来“防通胀”，决策层也采纳了此种观点，但由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统计局公布的CPI和公众感受的CPI有很大差距，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变相降低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究竟如何拿捏到位，颇费思量。

　　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宏观调控主要思路，“调结构”和“防通胀”成为明年的两大任务。至于两者如何侧重，笔者认为，从时间紧迫性看，“防通胀”、“调结构”，两者一长一短，一急一慢。“防通胀”是短期任务，“调结构”是长期任务；“防通胀”是治急发病，“调结构”是治慢性病。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通胀的危害更为巨大和明显，所以，治理通胀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今后一段时期，将“稳定价格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主要原因。

　　其实，自今年7月CPI突破3%警戒线并节节升高后，决策层就在不断加大收紧流动性和稳定物价的力度。截至目前，央行已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一次基准利率。特别是针对食品价格上涨，先后出台了“国四条”、“国十六条”，不仅动用市场经济手段保证生产、增加供给、降低生产流通成本，甚至还不惜动用价格管理的行政手段，严厉打击农产品炒作行为。从效果上看，蔬菜批发价格连续五周下降，大蒜、生姜、苹果等前阶段价格涨幅过快的农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不过，食品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CPI却并没有随之回落，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依然较强，究其原因，除了11月翘尾因素较大外，还与国内流动性充裕、货币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明显、劳动力以及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有关。当这些影响因素明年继续存在时，再加上明年较高的翘尾因素，预计明年上半年CPI同比将很难低于5%。

　　防范通胀、降低CPI，概括起来通常有三个办法，形象地说，就是“一压一拉一化”：通过价格管制和对厂家进行物价补贴等行政手段，压住价格上涨的冲动；通过收紧银根和抑制流动性，将价格拉下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提高居民通胀承受，化解通胀压力。

　　综观我国防范通胀的一套政策“组合拳”，上述措施都有所涉及，不过在实施过程中都面临着“两难”。例如，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保民生保稳定是很有必要的，既有依据，又有先例。不但我国《价格法》有明确规定，而且德国、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政府控制、干预物价的法规和先例，新加坡就有专门的《物价控制法》。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资本投资渠道不够通畅，炒作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打击游资炒作、囤积居奇等现象，这可以从经过前段时间大蒜、绿豆等炒作行为被打击后，价格直线下跌就可以得到例证。不过，价格干预是把“双刃剑”，在短期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价格干预过度，将损害农民利益，扭曲市场对资源之基础配置作用，阻碍经济效率，有“违背市场经济”、“歪曲市场定价机制”之嫌，因此，有关职能部门在采用这个措施时，慎之又慎、有点投鼠忌器，不会大规模地采用，只是提出来，对那些想炒作农产品的资金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而已。

　　对于货币政策，一般可以通过控制信贷增长、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等方式来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稳定物价水平。但这里面也有“两难”问题：首先是“度”怎么把握，即货币发行到什么规模算“稳健”？如果过度稳健，可能导致经济降温、失业率增加，这种危害甚至超过通胀。因此，货币政策由宽松到稳健的目的是使我国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它既要管理好泛滥流动性，也要以信贷促经济增长，及以信贷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及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毕竟，“稳增长”也是一项主要任务。其次，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两难”。理论上，在目前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点、央票发行遇冷、其他政策工具实施空间在缩小的情况下，加息相对来说是个抗通胀的选择，只是一旦加息，将产生多种后果：境外热钱可能持续流入，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波动，推升国内通胀压力；企业成本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本增大，还债压力加重。可是不加息，其他政策工具又难以真正抑制通胀。

　　另外，目前有专家、学者提出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通胀容忍度来“防通胀”，决策层也采纳了此种观点，据央视报道，明年我国经济调控目标是GDP继续保8，CPI升幅由原先的3%升至4%。这两个指标不仅透露出政府对明年中国经济的判断与预期，反映出政府的务实态度；更大的深意在于可以让政府明年在实施宏观调控时更具灵活性，可以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特别是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留出足够空间，切实把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和改善民生上来。不过，笔者担心的是，本来此次通胀成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增加，如今要提高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中最主要的是工资收入，如果居民工资收入增加，定会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推动通胀。如此，提高居民收入与通胀便构成了“鸡生蛋，蛋又生鸡”的关系，如果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赶不上通胀速度，那么这种措施效果就不会大。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统计局公布的CPI和公众感受的CPI有很大差距，社会目前对通胀的容忍度很低。根据近期央行对全国50个城市2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居民对当期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3.8%，为有调查 (1999年四季度) 以来最低，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15.6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变相降低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究竟如何拿捏到位，颇费思量。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