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梦飞

　　为解决城市道路拥堵问题，近来多地政府酝酿出台“限车令”。据悉，北京将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可能还会有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无独有偶，上周，江苏、浙江等地也传出“限制私家车过快发展”的消息(12月9日《经济参考报》)。 

　　这些措施不仅要限制私家车的“出行率”，还要限制其“保有量”。如此“慌不择路”，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去洗澡，发现水太热，就一下子把扳手扳到另一端，结果水凉得受不了，于是再扳回来，又烫得洗不成，如此循环往复，澡也没有洗成。 

　　城市交通拥堵也是这样。九十年代汽车刚进入家庭时，大家莫不为“汽车时代”的来临而欣欣然，对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的警告充耳不闻，甚至视为“现代化的象征”。现在堵得受不了，又不问青红皂白地要出台“限车令”，如此行为，和这个人洗澡何异？ 

　　笔者指出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对相关部门的政策缺乏前瞻性表示不满，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解决问题时不要老是走极端——“限车令”就是一个极端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治堵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却带有严重的副作用：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会抑制内需，和当前亟须启动内需，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总要求不符；从城市效率的角度看，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堵”得不那么严重了，但市民出行可能更困难。 

　　治堵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让城市的交通畅通无阻，让大多数市民能够方便地出行。所以在笔者看来，管理城市交通的思路应该做一个根本调整，主要是疏导，而并非限车。 

　　城市的道路资源有限，在寸土寸金的今天，更不可能无限地扩展路面，因此，如何合理地分配道路资源才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而这个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要把道路资源优先分配给公共交通(比如开辟公交专用线，并确保其不被其他车辆占用)，同时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使得市民只要愿意，就可以利用公共交通方便快捷地在城市内的不同地点之间自由流动。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限车令”就变得不再必要，私家车的保有率、出行率也都不再是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一些路段仍然拥堵，但只要公交专用线是畅通的，城市的活力与效率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最后要指出的是，鲁莽的“限车令”，很可能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因为这既是对公民自由交易权的一种侵犯，也是对公民物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一种侵犯。此例一开，则市场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