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如何解决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暴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呢？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近日对此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他说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必须要有生态门槛：车子档次不能差，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

　　其实这位房地产协会的陈会长最想说的不是 “车子档次不能差”和“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而是“房子价格不能降、不能低”，就差用“救世主”的口吻宣称“高房价立大功了！只有高房价，才能救中国！只有高房价，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了。

　　“高房价是控制大城市人口膨胀的生态门槛”，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既不道德，更不合理。

　　先看看陈会长创造的概念——生态门槛。真是滥用了“生态”这个词。什么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呢？这个系统不能只有一种人，而必须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人担当这个系统不同的功能，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有穷人，有富人，有中产阶层；有低端劳动者做最基本的卫生工作，有高端的劳动者从事最尖端创新，有中产白领做一般工作。一座金字塔，它的塔尖也是靠坚实的底层撑起来的。没有穷人去做那些有钱人绝不屑做的清洁卫生工作，这座城市将会垃圾遍地；没有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投奔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将死气沉沉没有未来。

　　而将高房价当成抑制一座城市人口膨胀的门槛，只有一个结果，使这个城市只剩下富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房，只有富人才生存得下去。看现在北京房价的走势，三环、四环均价近4万/平方米，已经朝着只有山西煤老板才买得起的方向发展去了。当年对大城市充满期待、满怀理想的年轻人被挤走了，他们不堪蜗居和蚁族生活的挤压，而仓皇地逃离北上广。老北京人被挤往郊区，这座曾经属于他们的城市，他们已经住不起了。白领们也被城中畸高的房价挤往城市边缘，挤到已属于河北省的燕郊地区。实际上，高房价并没有抑制住这座城市的人口膨胀，不是生态门槛，而是严重地破坏了这座城市的生态平衡。

　　看这位陈会长傲慢的描述：(人口膨胀)挤走了夹心层的知性青年，迎来的是吃苦耐劳的外地贫困阶层——夹心层的知情青年，到底是被人口膨胀挤走的，还是被高房价挤走的？没有吃苦耐劳的外地贫困阶层，你愿意去清扫厕所，你愿意去扫大街，你愿意到烈日下去做苦力，愿意承担这座城市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吗？

　　人口膨胀确实是北京之类的大城市面对的大难题，但问题首先并不在人口往大城市涌，而在于大城市的发展规划问题。像我们这样，把资源都往大城市集中，政策往大城市倾斜，让所有功能都集中到一座城市身上。比如北京，就兼备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中心的功能，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全国人民往北京挤就是很正常的事件了。在反思城市人口膨胀问题时，不能首先是“设门槛”的思维，而要在制度上进行“疏”。

　　即使有所谓的“生态门槛”，那也是自然形成的，由市场去主宰，成本上升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而不是由行政力量去操纵。抬高房价赶走穷人、要维持高房价以维持只有有钱人才能活下去的成本，这是不正当的。高房价其实根本抑制不了大城市的人口膨胀，只会改变人口结构而已：穷人被赶走，只剩下有钱买得起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