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袁岳

　　最近我看国内外对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戏没戏的讨论又多起来，我想从科学家的角度，可能有些朋友有些自己的看法，而我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感受来说，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是最人文的大学，它面对的应该是那些人真切面对的问题——当然有的问题对人有久远的重要性(比如王国维的训诂与范文澜的历史)，有的问题对人有眼前的急迫性(比如费孝通的人类学)。在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范围内，前者我曾体验过南京大学的元曲课，边唱边讲，煞是有趣；后者我曾为耶鲁大学社会公益创业课与哈佛大学谈判课的能力培养所倾倒。

　　在我看来，很多国内大学表面上把一些所谓重要的学科配齐了，但是真正能让学生开启智窍、习得能耐的课程实在少之又少。我曾看过一本宋代考古著作，真的让我对那个朝代心驰神往，我能体会作者一定是一个热爱考古的人物，他的感受的确不同凡响，正如我读到安意如的古代诗歌评析才真正感到什么是用心一样。

　　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那些关着门的大学，坐看社会的迫切需要，却以自己只研究所谓理论知识为回应。但我们看到世界真正一流大学的反应是什么？工业化之后，垃圾成为大问题，就有垃圾学的发展；我们中国人只管吃而不管拉，而欧美对拉的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我们就不能忽略与它相关的一个学科——粪石学；今天，中国人关于性的问题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大了，但我们除了看到有个李银河常常发出一些另类主张外，有哪个大学开设了性学专业，有如金赛那样的性学研究？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日益扩大的精神异常问题，又有哪个大学当成自己医学院的核心领域？我们曾经在研究中国的非洲政策时请教非洲专家，那么多号称研究非洲的专家除了诠释官方的非洲政策外，对于非洲的实地研究与国别研究基本空白。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声称要建成国际一流的那些大学，都在用宏大话语忽悠上下，他们在人文关怀、人才包容性、学科建设、社会洞察方面远不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

　　大学的人文程度是明明可辩的，因为在人文关怀的口号之下，这个大学必然有很多精彩可期的课程与成果。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就学时，常常有小镇上的居民以听该学院的课程为乐。再看看我们的不少大学课程，别说人文味，连人味都不足，要不把学生圈在必修课内，圈在本院系内，教授们都会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