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小镜子。这面镜子能照见什么，看镜子的人又能看出些什么、想到些什么。这是见仁见智的。比如高房价与高地价问题，就是如此。

　　先来讲一段历史。

　　1844年11月，在现在的上海南京路，当时还是一片农田。刚刚入沪不久的英资义记洋行打算在这里发展。他们从农民吴襄等人手上租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在当时的租价是每亩42两银子。但是到1869年，同样是这块地，工部局给出的估价是每亩6000两。同样一块地，25年涨了143倍。厉害不厉害？

　　再来看另一条记载。

　　据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所叙，“1852年，租界内的地皮平均每英亩售价是50英镑，到1862年平均每英亩售价为一万英镑。”也就是说10年间涨了200倍。厉不厉害？

　　而据另一位中国学者研究，在上海第一次股灾来临之前的1882年，位于现在南京路附近的地价是每亩4309两，比1880年的每亩2541两，上涨了69.6%。这么凶的涨法，见到过吗？

　　由于炒地皮、炒房子能发大财，一百多年前，许多人“都赶着盖房子……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借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身这个投资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这是《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描述的情况。

　　那么，炒房子、炒地皮的结果如何呢？历史地看，它的两面性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能够让一个地方迅速崛起，对一方经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不能不看到；二是相对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在冒险的同时，也危机四伏。

　　比如，有“远东首富”之称的哈同，早年流浪在巴格达贫民窟，后来漂移到上海攒了一小笔钱。1884年中法战争让他逮到了机会。他投机房地产成功，一举暴富。而另一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就是曾做过招商局二把手的徐润。因为挪用公款炒股、炒房，他被革职还款，金额高达16万两银子。

　　撇开那些个人传奇不谈，仅从一个地区的发展看，炒地炒房或许是一个地区迅速崛起时难免的宿命。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也然。比如，迪拜的情况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怎么拿捏分寸，处理好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原住地居民在生活、学习、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利益，怎么给以妥善保障。这才是各地方头头要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