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贫富差距是两会的“热词”，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民间强音。

　　达到上述目标，需要有效的手段。目前政府正在改变以GDP考核政绩的方式，而将民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值得鼓励的倾向，但我们应该向前一步，追问以什么样的手段可以高效地提高民众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采取的手段是单向度的，即以政府主导进行投资、拨款、转移支付进行民生基础工程建设。以4万亿刺激政策为例，对于民生有较大的投入。按照发改委公布的规划，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约3700亿元；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约15000亿元；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约1500亿元；加快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约2100亿元；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约3700亿元；加快灾后重建约10000亿元。从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来看，此次基础建设投资额度在15000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7.5%，是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重点项目，另外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灾后重建三方面预算投资额达17700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4.25%。

　　建设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在城乡正大力推进的社会保障建设，是弥补以往投入不足的欠账。不过，建设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只是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工程，无法实现提高民众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目标。事实上，在资本时代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在美国、英国、我国香港地区等经济体有先例可循。并且，考虑到政府的财政与庞大的低收入阶层人口，政府拨款、投资是有极限的。如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08年底有2.3亿农民工，其中80、90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如果一次性地给农民工发放1000元，政府需要的投入的是2300亿元，但这并不会形成农民工收入递增的经济制度。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城市养老保险缺口上万亿元，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于农民工而言，“渔”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经济环境与专业的谋生技能，在上一轮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一些沿海地区的很多农民之所以能够脱贫致富，靠的就是政府放开对市场的管制，使中国沿海地区有效地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沿海的人群获得了第一桶金。不论在什么时候，经济开放式思维不能丢，依靠民间力量创造财富的理念不能丢。否则，政府成为散财童子，而民间可能依然嗷嗷待哺。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扶贫政策、转移支付政策，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提高民众收入的机制，直到进行了改革开放。

　　另一种“渔”则是农民所拥有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是土地，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同于任何私有化国家房地产市场，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可以通过所拥有的土地资产价格的提升，获得进入城市的原始积累。

　　笔者重申建议，我们应该向拥有土地的农民发放土地券，明明白白地写上土地所在具体区域与地块，而后根据日后该地土地市场价格，允许农民凭此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收益，获得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土地券相当于一份土地期权，政府有必要向农民宣传其价值，以避免其贱卖，或者规定土地券不能转让，避免成为市场的炒作靶子。如此，通过土地溢价消灭进入城市的无产者，培养庞大的消费群体。目前一些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建造农民新村换取农民的宅基地，通过使农民获得某些公司的股票换取农地使用权，将农民身份置换为工人。但不管怎么样的城市化进程，相同的一点是通过资产换取了农民的土地，农民无法享受土地今后上涨的增值收益，只是成为政府扶持的企业中的工人，对于农民而言，保障未必增加，风险却在增大。

　　最后，缩小贫富差距的常用招数，是用行政命令强令垄断企业减少福利，如政府对中移动、对国有金融机构薪酬的限制。此举成本高而未必能收效，垄断企业的垄断福利成为社会痼疾。如果加大垄断企业的税收上缴比例，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对违法逃税漏税者进行惩罚，则不必通过行政命令，通过公开透明的税收制度，就可以缩小贫富差距，重要的是还培育了回报社会、尊重税法的理念，何乐而不为？

　　好的目标需要充满善意又高效的手段去实行，以往的成功经验不能丢，以后的推进在于建立公平的市场化体制与公平的法律环境。

　　(作者为著名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