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艳明

　　日前，在郑州市圃田乡政府院内发生一起命案，负责乡政府大门维修的包工头，用刀将两名农民工捅死。起因是包工头要从每个农民工工资中扣掉三元钱作为自己的年终福利，农民工认为不合理，双方发生争执。 

　　就是这样一个纠纷，让两名身强力壮的农民工倒在了血泊之中，让包工头成为犯罪嫌疑人。为三元钱而掀起一场暴力争斗，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贫穷让三元钱成了导火索。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洞察“底层的沦陷”时说：在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是的，除了经济上的贫穷，还有尊严上的贫困。或许在包工头看来，能够克扣每个人三元钱，就是他的尊严，以致不惜动刀；或许在农民工眼中，即使被克扣三元钱，也是对尊严的掠夺和挑衅。 

　　底层社会的生态恶化，显然需要底层之上的层面进行反思，因为底层稀缺的资源分配，让他们无力对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行自我拯救。农民工工资问题，不时以暴力的场景呈现，而社会到底为此做了多少努力？或许正是底层之上无视公平正义、道义良知，才把种种矛盾推到了底层内部，或者向上爆发，或者在内部纷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起血案就发生在乡政府的大院内，而且旁边就是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二中队的办公驻地。农民工之间的纷争，没有投诉于乡政府，也没有诉诸于警方，是出于底层民众的胆怯还是因为不信任，现在已经无从查起。也许，因为乡政府、地方警方，平日里对农民工这个群体帮扶太少，以至于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没有首先求助于近在咫尺的公权力。 

　　基层的公权力不被农民工依赖，这需要公权力反思，也需要社会反思。公权力不能保障公民权利，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衡，转移到无力抵御的底层群体，就很容易直接上演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