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009年11月，公安部开始部署和督战足球打黑反赌，一直到最近，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等被调查，足球反腐所牵涉的人物、范围和层级，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高。媒体和舆论在关注足坛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黑反赌运动时，几乎高度一致地把足球的腐败归咎于所实行的半截子的市场化改革，正是这种伪市场化葬送了中国足球，导致黑哨、假球、暴力、赌博充斥整个“市场”。

　　笔者认为，用伪市场化来评价这些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它所造成的今天的恶果，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首先，是权力干预市场。中国足球表面上看很市场化，很热闹，但骨子里却是行政权力在支配市场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例如，从中国足协的管理和运行到国家队的管理，从足协主席的配备到领队的确定，从俱乐部的管理到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几乎都是按照行政的一套在进行。权力干预市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足协“至高无上”的地位。本来，在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环境里，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也即是个民间性质的机构，但现在，它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履行着行政管理的职能。这种一身兼二任，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既做“老板”又做“婆婆”的身份和职能的混合。

　　足协这样的超级权力机构，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市场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也就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

　　其次，俱乐部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国外的俱乐部虽然一般也是由大企业、大财团出资组建，但是，俱乐部和它们的老板之间有着严格的产权约束。也就是说，俱乐部虽受其老板控制，但俱乐部本身是独立的法人，有着独立的产权，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国则相反，各足球俱乐部，无论早期由国有大资本组建，还是晚期由民营资本接手，它们不过是这些财大气粗的资本的“玩偶”。资本之所以愿意涉足足球市场，成立各种俱乐部，并不是真的有志于振兴中国足球，而是打着这个招牌以达到其他目的，或者干脆就为了显示和炫耀自己的资本实力，表明自己也玩得起足球。目的和动机不纯，也就不可能使俱乐部有自己独立的产权和经济地位，而是完全听命于资本的需要。资本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为此突破法律的底线。另一方面，多数地方俱乐部的老板受制于地方政府，于是，为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和荣誉，也就有“政策球”、“首长球”等足坛怪事。

　　再次，足球市场缺乏法治。市场化的充分发育和推进，须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没有法治做保障，任何市场化都将蜕变为暴利化和权力化。因为市场化的进程必然要遇到种种权力交易的现象，如果在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权贵势力和权贵集团操纵市场而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那么，必然会大量发生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铁律。从国外足坛的市场化来看，大都有法律保证。但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从而使得市场化背后的权力推手缺乏必要的法治监督，行政化操作和腐败空间过大，反过来又助推足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产生变异。

　　足球市场的这些缺陷与某些领域的改革何其相似，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中国足球这些年推行的伪市场化改革看做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标本。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改革的确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市场上绝大部分价格都已放开，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产权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在发挥基础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改革同时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这特别表现在改革到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就停滞不前，多年未有大的进展。例如，在要素市场，价格还由政府控制；再如，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企业在主导着。国家（权力）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一是直接插手企业的微观运营；二是以行政许可或特许经营的形式对某些行业和领域实行管制，不准民营企业进入；三是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山西的煤炭整合所引起的国进民退争议就是一例；四是行政垄断，某些行业的国有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又履行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行业通吃。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乃是近来广受关注的盐业垄断。

　　权力干预市场的背后反映了两个我们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远非到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还在于经济增长，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建设；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市场还不是一个法治化的市场，政府的权力运行没有受到法律的应有约束。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和法制，而是没有法治。近年来，中国法律出台的速度很快，但首先，这些法律的制定多是由部门所主导，法律条款中暗含了许多部门利益在内，或者是为了方便部门执法，总之是背离了法律基本的公正；其次，法律出台后，主管部门又多以自己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内部条例来代替法律，作为执法依据，而这些细则或条例又偏离了法的精神，从而使得政府怎么执行怎么有理。权力不受到法的监督和约束，必然会产生变异和膨胀，政府的职能转变也就迟迟不能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权力腐败，权钱勾结。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恰恰就是为少数权贵集团所垄断和操纵的，这种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市场化，是一种伪市场化和反市场化。

　　所以，中国足球要想“雄起”，走向世界，出路就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还继续现在的伪市场化。打破行政垄断需要足球的管理体制去“行政化”，将足协和它名下的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变成民间组织，尤其是足协本身变身俱乐部的“行会”，如此，中国足球才会具有活力和公正，才不会政府和官员说了算。

　　至于中国的改革，目前应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相关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同时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以及资源价改，打破行业垄断。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强调应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公众的民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