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尽管是被足坛反赌风潮席卷而去，然而南勇、杨一民等足协要员所牵涉的问题既非外围庄家开局设赌之类的小打小闹，也非球队和球员层面司空见惯的球场造假。

　　公安部门已经证实，传讯南、杨二人，主要是调查他们的商业贿赂问题。但鉴于南勇正厅级、杨一民副厅级的职级，以及中纪委专门工作小组的介入，可以肯定，南、杨二人的问题一旦坐实，其性质必是涉腐，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涉赌——如同此前许多落马高官的案情叙述，“权钱交易”仍是其中的关键词。

　　根据披露的材料分析，南勇的硬伤集中于中超联赛商务开发领域，而硬伤中的硬伤是爱福克斯公司所拖欠的5400万元冠名费用。一封在媒体圈广为流传的匿名检举信揭示了其间的奥妙。2006年初，经历了一年尴尬的裸奔，中超与爱福克斯公司签约，该公司以一年6000万元的价格获得中超冠名权。可到年底结账，爱福克斯仅支付了600万元的费用，留下5400万元的巨额欠款。此后，足协方面屡次催讨，爱福克斯屡次抵赖。后来，爱福克斯蹊跷倒闭，5400万元终成一笔永远无法兑现的死账，中超蒙受巨大损失。

　　必须指出，爱福克斯公司是一家不靠谱的英国网络电信运营商，无论资质、背景都大有可疑之处。可笑的是，中超冠名如此重大的事项，居然托付给这家皮包公司；更可笑的是，如此重大的事项，自与爱福克斯公司接洽、谈判直至签约，整个过程，足协方面居然由南勇一人操办。查阅当时一则关于签约的报道便能看出些端倪，据称“在冠名谈判中，爱福克斯公司要求足协方面必须严格保密，以致签约前后足协也仅有极少数官员了解内情”。(《重庆商报》2006年3月11日)显然，南勇属于“极少数”中的一员。甚至在足协被赖账后意图与爱福克斯对簿公堂时，南勇还以“该公司正在积极筹款”为由，替对方做了辩护。

　　经此一番梳理，南勇在“爱福克斯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清晰而生动了。这是由南勇个人作风独断强悍所致，也是由足协内部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失灵所致，权力分配不科学，权力运行不透明。

　　当然，追根溯源，上述两条算不得最致命的。究其根本，在于中国足协定位的暧昧和模糊，为这桩涉腐案营造了制度空间。众所周知，中国足协身兼二职，既是体育总局下属名为足球管理中心的行政机关，又是以民间社团名义运行的中国足球协会。而正是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为足协工作人员尤其握有重权的要员开辟了左右逢源的路径。

　　试以中英两国的足球管理体制比较。在英格兰，与中国足协字面意义上相对应的机构是英足总，但该机构只负责英格兰国家队的建设和青少年足球的培训；而与中超对应的英超属于英超联盟的辖区。不难看出，英足总与英超联盟是两个性质、职能和人事完全不相干的机构。英超的事务，譬如联赛的商务开发等，英足总即使想管，也压根儿插不进手。可是放在中国足坛，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由足协一家大包大揽了。与英超联盟相对应的中超委员会和中超公司，竟是足协下属的办事机构。更荒唐的是，在2005年至2009年，身为厅级干部的南勇竟兼任中超委员会主任和中超公司董事长。

　　毫无疑问，政务财事乃至党务一把抓的权力构架，使得南勇有了上下其手的可能。足协以行政手段介入联赛的市场行为，不啻是为权力招贴了一份寻租启事。一个裁判员兼运动员的角色参与了市场竞争，灰色空间里势必上演了一幕交易，其结果无非有二：一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二是放纵了自身的欲望。

　　如今，南勇与杨一民被公安机关带走传讯，足协迅疾换了新当家。权力交接中，弥漫除旧迎新的喜气。但如若不对足协的性质加以科学界定、不对足协职能进行合理分化，如若不将属于市场的东西还给市场，那么对于南勇的继任者，我们所能送上的也只能是“道德自律”之类的孱弱献词。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