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阿凡达》，即便中国电影在《阿凡达》面前只能耻辱地低头，看电影尤其是到电影院看电影悄无声息地重新回到中国人繁忙的日程表，已经不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现象了。电影不死，书籍和纸媒也不会死，因为人民需要感动、联想和沉静的思考

　　□ 文 高昱

　　在这个80年一遇的经济冬天和40年一遇的严寒冬天，美国导演卡梅隆的一部《阿凡达》引爆了整个世界的热情。上映24天，该片全球总票房即突破13.35亿美元，名列电影史上总票房亚军，下一个目标是超越卡梅隆旧作《泰坦尼克》创下的18.4亿美元的巅峰纪录。在中国，《阿凡达》首映当天就连破两项纪录——零点点映票房400万元人民币，首映日票房3500万元。不到一周，其中国票房已突破两亿人民币。在媒体报道中，彻夜排队、高价拍卖的故事比比皆是，观影狂潮的背后，还有各界的激赞。比较经典的包括导演陆川“一直在扭曲阴暗扯淡的纠结的庸俗中奔走狂欢的我们面对《阿凡达》的纯净应该羞愧”，以及足球评论员李承鹏“看完《阿凡达》，我就知道中国电影为什么落后了，不是我们技术不行，而是我们想象力不行”。

　　但事实上，即便没有《阿凡达》，即便中国电影在《阿凡达》面前只能耻辱地低头，看电影尤其是到电影院看电影悄无声息地重新回到中国人繁忙的日程表，已经不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现象了。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人业余生活枯燥和业余爱好贫乏的原因，但把更多人从沙发土豆和游戏沉迷中拉起来，终究是一件好事。而电影，即使是《无极》、《夜宴》、《十面埋伏》这样被公众骂得狗血淋头的电影，也都包含着某种导演希望在100分钟集中传递的某种思想。粗略地讲，电视剧是生产，重要的是讲故事，要用故事排出一二十集，而电影则或多或少算是艺术，因为时间所限，就必须在讲故事的同时，通过一帧帧胶片刻画的细节，来传达某个“导演语汇”，就像陈凯歌想用《无极》说“宿命”，冯小刚用《夜宴》说“渴望”，张艺谋《十面埋伏》讲的是两天的相守超过十年的相望这样的“爱情的非理性”——一部电影的好坏，无非就是导演语汇说得笨拙还是深刻，能否用好的手法传达出来引起观众的共鸣。总而言之，即使有了更普及的电视和电脑，电影之所以仍然不会死，恰恰因为他有满足人们渴望在一刹那被所见所闻的一幕感动的独特价值。这样的场景生活中其实也有，但总被忙忙碌碌的我们视而不见，而电影则用戏剧性的冲突和镜头感给予了我们最强烈的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不死，书籍和纸媒也不会死。尽管互联网、电子书等日益大行其道，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即时性被空前放大，但信息爆炸却常常带来知识的稀缺。我们知道李白的诗在网上轻易可以查到，所以没有人再费劲把它们记在脑海里；我们知道四大名著写的挺好，但大多是通过看电视和玩游戏才知道个故事梗概；即使打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读上一两页，便要蹦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习惯于在网上把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我们日后确曾回头再读。

　　原《哈佛商业评论》主编尼古拉斯·卡尔2008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Google是否让我们变傻》，他痛苦地剖析了自己和互联网一代大脑退化的历程。和我们一样，他习惯于在互联网的信息汪洋中搜寻。对作家而言，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花上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齐活。“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他写到，“过去我是个深海潜水者，现在我好像踩着滑水板，从海面上飞驰而过。”

　　这样的经历和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人民终究需要专注，终究会再回来看长文章和鸿篇巨著，因为人类不是解码器，他需要文本阅读带给他的丰富联想和沉静思考。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