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薛 涌

　　(发自美国)

　　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一同摘取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奥斯特罗姆成为这一奖项历史上首名女性获奖者。应该说，这样的结果多少是个冷门，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纽约时报》报道这则新闻的标题是“两位美国社会科学家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奥斯特罗姆甚至并非经济学出身，而是政治学博士，所研究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她自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席勒指出，此奖是社会科学融入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太隔绝了，陷入了市场万能论而不能自拔。另一位经济学家DavidR.Henderso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这一意外的结果是件好事，因为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和实际生活离得越来越远。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也许最能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能从传统的经济学领域向外走多远。她直接挑战的，是已故生态学家Garret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GarretHardin指出，像公地这种共有资源，在所有权上没有归属，大家都抢着用。所以，这样的共有资源要么交给政府管制，要么私有化，否则就会随着滥用而被损害。此说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成了常识。

　　奥斯特罗姆则根据自己的经验研究另立高论：既然地方社会能从共有资源上获益，自然也有保护这种资源的动机，进而发展出自己的共管机制，以解决纠纷、分担责任、分享利益、惩罚违规者。比起私有化或者被国家管制的资源来，这些在共有状态下的资源往往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举个例子。一次去朋友家做客，我很羡慕他家后院的宽阔草坪。当发现草坪尽头有户邻居时就问：“你这草坪的地界在哪里？”他说：“我也糊里糊涂。划界没有意义。我买了房子就去找那家邻居，说咱们都不划界筑篱如何？这样一来，两家中间这块大草坪，从你家看是你的，从我家看就是我的。咱们都多了不少地。”结果，双方不仅没有过分使用、侵占的问题，反而都精心把自己一方的草坪修剪整齐，还经常互助。本来可以通过筑篱笆而明确产权的私有资源，被自愿转化为共有状态，反而效益更高。

　　当然，真实生活中的案例，比两家间的合作复杂得多。但理论上是同一性质的。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大宪章》到后来的“圈地运动”，都围绕着公地的问题展开，演化出深刻的政治、法律和社会传统。这一非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非常有意义。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共有资源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的共有资源往往要么是国家所有，要么则是私有化，两种所有形式都排除当地社区的参与。由此产生的矛盾，在城市开发、拆迁、物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得都非常严重。我在近著《仇富》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在市场、所有权之外，社区自治是一个和谐社会的重要面向。离开这一点，谈不上健康的市场经济。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以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他们那几个简单的经济学公式就能解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的前沿，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既有的经济学知识比起复杂的社会来，是多么贫乏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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