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张若斌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爆黑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授予了两位制度经济学家。此次诺奖不仅再次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显示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更是坚持把视角深入到经济学的最基础层，指引未来经济学的新方向。

　　此前笔者很担心诺奖评审委员会难免“媚俗”，把奖项授予以魏茨曼为首的所谓环境经济学家。毕竟，在全球环保势力日趋嚣张，节能减排不容置疑的今天，环境和气候经济学已经是各国政客的理论工具，寄希望以此为生态税、碳关税正名。但显然，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维持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尊严，而没有使其沦为政治和舆论的附庸。无论是鼓励环保的戈尔，还是发放穷人贷款的尤努斯，都只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行为即使再高尚，也与“理性人的有效资源分配”的经济学无关。同样，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方法在环境学的应用，离经济学的本质相差甚远。

　　数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经济学其实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之一。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的科学。20世纪的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出现了国际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各种分支，但对于经济学本质的研究却未有显着进步，仍然要依赖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来进一步推进。正如康德所言：“我只敬畏这世间的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头上的星空，则制度经济学正是心中道德的量化研究方法。

　　继科斯与布坎南后，今年诺奖再度授予新制度经济学家，可谓实至名归。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界沉湎于各类数学工具的使用和各领域的推广，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监管和公司治理的理论。以至于法国总统萨科奇在进一步监控金融机构时，提出在制度经济学者看来近乎原始的“限薪令”，同样，也是由于缺乏监管工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AIG注资之后，却对其高管滥发奖金毫无办法。贵为执政者尚且如此尴尬，普通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管更是可想而知。由此看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王者地位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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