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煤矿被整合收编，大量煤老板被迫“下岗”，他们手中握有大约3000亿的“闲钱”。这些民间游资正涌向房地产业，楼价回稳面临巨大挑战。楼市命运何去何从，成了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编者按

　　煤金的出路在政策松绑

　　康不德

　　山西煤矿业的“国进民退”行将进入尾声，至少3000亿的补偿金将成为民间热钱。这部分热钱流向何处，已经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大局。以海南而论，煤金已经开始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海南近期房价接连上涨，离不开煤老板们的推波助澜。不独海南，近期在北京、江苏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也纷纷出现了煤老板的身影，他们有的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有的则大量购置物业。总体看来，煤老板从煤矿退出后的大量资金将主要涌入房地产市场。

　　在银行信贷收缩、境外热钱也逃离楼市以避险的时刻，楼市本来已经进入良性调整，楼市拐点也将再次来临。但目前来看，由于山西煤老板向楼市的进军，房地产格局有可能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明明知道楼市有风险，现存大量空置房，但巨额煤金仍然要进入，这只能说明煤金未能寻求到好的投资机会。

　　这其实正是煤老板们的无奈。被清洗出煤矿产业，并非他们的本意，而是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些调整出来的民间资本，不可避免地思考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将资金主力投往土地市场和房地产领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该行业容易进入；二是具有获利的可能。

　　问题是，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这将对近期正在回稳的楼市产生不良影响，促使空置率已经较高的房市进一步在高位风险上震荡。然而，并不是其他行业就不需要资金了，事实上，可以获利的行业还有很多，为什么民间资本就不青睐呢？经历市场的种种风险，民间资本掌握者并不是傻瓜，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当然愿意进入各行各业，包括为亟需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可是，目前政策对相当多行业仍然实施进入限制，比如金融行业基本上由国有资本包办，然后给部分外资以特许权，而民营资本要想拿到特许经营权，几乎不可想象。

　　大量的行业需要资金，民间资本却受制于政策壁垒而无法进入，便只有奔向楼市和股市。要想化解这种恶性循环，唯有政策松绑，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限制，这对于活跃民间资本，活跃市场经济，无疑是大有裨益。不要光搞国进民退，也要多搞国退民进。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天涯关天茶社主持人

　　别让煤老板成楼价新推手

　　胡进

　　国际金融危机成了“国进民退”的最佳借口。在煤炭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山西实施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方案：到2010年底，山西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由目前的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这意味着，山西数千名“煤老板”将“下岗”，而据估计，他们手握约3000亿元的资金。

　　这笔巨资无论进入哪个行业，都会兴起一番不小的波澜，人们尤其关注它是否会造成新一轮房价上涨。事实上，煤老板们再投资的积极性已受到严重打击，进入房地产避险，的确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在近几个月北京房价的一轮上涨中，已经有了煤老板们的贡献。据了解，今年5~8月，有差不多20%的北京高端别墅是被山西业主买走的，其中的多数正是煤老板。

　　煤老板要投资其他领域，有好去处吗？答案不容乐观。决策部门担心房地产和股市有泡沫，但对于其他的投资渠道限制较多，等于变相鼓励民间资本只能进入资产市场，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

　　煤老板们的这3000亿可能用得不当，正如趴在金融机构的约58.78万亿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样未得到有效利用。即使在政府力推4万亿元刺激计划，今年1—8月信贷猛增8.15万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也不过38.52万亿，仍有近20万亿存款闲置，既不投资，也不消费。

　　而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领域仍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特别是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普遍融资难。这些企业找银行贷款无门，谋上市挤破门槛，通过民间借贷等灰色方式融资则麻烦重重，而部分民间资金参与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过刚刚开始试点。

　　说到底，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的产业准入和持续经营权利，不给民间资金以合乎法规的安全保障，无论山西煤老板们的3000亿元资金，还是银行里数十万亿的存款，都容易走极端，要么变成快进快出的投机资金，要么以最笨的方式趴在银行，而任何一种情况，都无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作者系本报财经评论员

　　无处安放的资本

　　王晓林

　　冯梦龙的《三言两拍》里总喜欢强调一个观点：钱是一个喜欢扎堆的东西。

　　果不其然，最近因国企入局而退出山西煤炭业的民企资金流入地下，杀向如火如荼的楼市。据报道，目前“地下金融”的规模约相当于金融机构信贷总量的十分之一，此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投向了房地产行业。

　　消息甫一出街，立即遭到口诛笔伐。有媒体直称，考验金融监管机构能否尽快对地下金融进行规范和引导的时刻到来了。

　　为什么同样是地产，央企进军时大张旗鼓俨然正义之师，而民资入场却不得不蹑手蹑脚如同鬼子进村。可见凡事只要与“地下”搭上关系，多少都有些危险色彩，君不见去年此时伴随着金融危机中江浙民企纷纷倒下，诸多出事的企业家被诉罪名中多有“非法集资”一项。

　　其实，非法吸收存款属法定犯，与自然犯不同，法定犯侵犯的是国家对金融进行管理的权利，它并不会直接伤及我们的个人利益，所以法定犯成立与否往往与当时当地的政策目标相关联，时代特色极其浓郁，同样，定罪尺度及弹性也自由裁量、变数极大。

　　对于民间的融资行为，如果一种被政策否定的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必有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地下金融存在原因至少有三，一是民间游资需要一个出口；二是民营企业需要一个融资平台；三是民间自有维持这一平台正常运转的一套机制。

　　目前对民间融资平台存在的最大指责就是缺乏监管，从而风险极高。毕竟，目前维系地下金融安全的纽带仅仅是私权保障体系，加之它是地下交易，银监机构也无从管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银监机构能够监管的机构却因低效或成本高企，无法取代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平台的作用。

　　解决民间融资问题，任何打压与歧视都是短视的，倘若民企产业投资方向本已重重设障，再对其融资渠道严防死守，那中国民企只能成为一潭无源死水。容纳着中国七成以上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如果真的只能沦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配角，我们有什么可高兴的？

　　作者系本报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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