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邓 丽 庄佳婧

　　虽然已调任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的主业仍然是气候变化研究和全球气候谈判。

　　自1991年起，吕学都就开始主管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计划、政策及国际谈判。5年后，他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并参与制定中国气候变化政策。他还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副主席。

　　距离哥本哈根谈判还有3个月，他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准备。他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达成原则性的、涵盖了巴厘行动计划要素的较详细的政治协议，大量的操作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去研究谈判。

　　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态下，中国的行动并不一定会符合外界言论的预期——中美已经在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达成了默契，有可能一起加入减排序列。

　　《21世纪》：对3个月后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你有怎样的预期，最坏的结果和最乐观的结果是怎样？

　　吕学都：最坏的结果就是达不成任何协议，无果而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因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性并不小。

　　当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对于国际社会保护气候变化的信心和积极性都会是一个巨大打击。参加谈判的各国政府也很不好交代。

　　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达成详尽圆满的协议或决定。

　　不过，我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达成原则性的、涵盖了巴厘行动计划要素的较详细的政治协议，大量的操作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去研究和谈判，这可以留待今后继续谈。当然，谈判变数很大，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21世纪》：虽然中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强制减排序列，但中国也定下了“十一五”GDP能耗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目标。既然中国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减排任务，为何不索性加入强制减排序列？

　　吕学都：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是1997年确定的，而我们的GDP能耗目标是2006年制定的。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则，我们这种减排努力，是无法纳入京都议定书的条款的。当然，今后中国是否会把国内已经制定的减排政策，作为向国际社会承诺的指标，是值得考虑的。

　　西方国家多是由各个党派轮流执政，本届政党的很多政策和目标，下一届政府未必能履行。而中国政府一旦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总是会尽一切努力办到，所以承诺时会特别小心。

　　此外，确定未来的承诺还存在一个技术难题。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变数很大。要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和能源消费做出准确预测是非常困难的。

　　《21世纪》：中国的减排工作进展至今，你认为最大的尚未突破的壁垒是什么？

　　吕学都：比如建筑节能，如果按照比较先进的标准衡量，国内大部分建筑物的节能潜力可以达到50%以上，要实现这样的潜力，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如何筹措这些资金、如何提供技术支持，如何改变人们的习惯问题？这些都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

　　《21世纪》：中国也建立了一些自愿减排的平台，如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你对于这些平台有怎样的评价？

　　吕学都：这种交易所就和农贸市场一样，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买家通过自己的渠道，或者委托中介两种渠道去找项目。项目刚有苗头的时候，就已经被买走了，项目业主也就不用跑到交易所去交易了。

　　另外，现在国内很多卖家用招标、拍卖这种方法获得更高的出让价格，他们也不会到交易所去交易。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交易所并不会有太多的业务，即使有，也是一些示范性的项目。

　　但建立示范性交易所还是有意义的，如可以帮助探索这种交易的问题和困难。另外，这些交易所还可以尝试节能量交易。因为中央政府确定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指标已经分配到省。每个省可以将自己的指标分解到各个企业，通过建立一套节能核算体系和监测体系，就可以把节能量拿到交易所进行交易。不过这个做起来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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