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广东 职员)

　　7月16日凌晨3时33分许，就职于富士康的孙丹勇从12楼跳楼自杀。祸起公司交其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iPhone样机少了一部， 事发后其大学同学调出事发前数小时的聊天记录，称孙丹勇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禁闭和殴打，引发网络热议。媒体记者已深入富士康，调查事件真相。(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由于事件真相尚在调查过程中，孙丹勇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禁闭和殴打无法得以确证，但有一点可以明晰，员工在接受公司调查期间跳楼自杀，必然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与名誉压力。在可能遭受不白之冤、调查手段涉嫌“粗暴”等环节，一根沉重稻草压倒其脊梁。而人伦悲剧的发生，也同时让企业付出伦理受损与舆论责难的双重代价。

　　如果读者记忆力尚可的话，就可以回想起去年轰动一时的“华为员工猝死事件”，虽然两者之间或有性质区分，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程度也有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某些企业还陷入过度的“狼图腾”不能自拔，还在以狼性管理为效率主导的惟一路径，就必然会陷入员工权益与企业发展不断受损的恶性轮回中。狼性管理的特征就是反人性的管理手段，将管理者狼化而人本价值奴化，恰恰符合了单一追求效率、为此不惜榨干员工经济价值的企业文化。

　　当员工被当成企业的附属一分子，如同机器上永远沉默的螺丝钉，只能按照既定程序日夜运转。人本价值被虚化，个人情感、尊严、喜怒统统被严密苛刻的管理条例替代，上级主管掌握着下级员工的职业前途，如同头狼掌管群狼的最好手段。如此企业文化，从体制上就不允许员工挑战管理权威。员工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个体，而像电脑、办公桌一样成为公司资产，成为无生气的管理数据符号。当强制执行，绝对服从，对业绩结果无休止地要求，透支执行过程中的健康和道德，被企业管理者当成对内绝对控制员工、对外经营攻城略地的圭臬，并且利用狼文化进行全体洗脑时，任何一个层级的管理者以体罚或其他极端方式，对待他自认为违规、损害企业利益的员工几成必然。

　　但是，如果简单要求企业对狼文化道德自省及加以纠正，只能说映射出美好愿望背后的监督软弱。一个已成常识的公理是，没有一个大致平衡、和谐的劳资关系，就没有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企业治理机制和经济体系，公正平等的社会格局也无从谈起。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缺失、工会组织无力等因素，很容易在“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中寻到踪迹——企业是否有权擅自对员工进行拘禁式调查，而不是依循相关法规呈报有关执法部门？工会是否应及时介入，为孙丹勇提供必要的权利保障及维权路径？

　　在一个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中观察，工会组织的维权对象、内容、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和巨大。现代社会里，一个公众组织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其在公众中的公信力和声誉程度。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而言，只有更精确和有针对性地帮助成员维护各项合法权益和劳动利益，才会在劳动者心目中和社会评价里得到更大认同。防止“员工跳楼自杀”背后的人本价值虚化，防止企业狼文化的横行无阻，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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