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龚伟同

　　秦始皇君临天下之后喜欢到处视察。有一次，他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到会稽一游。当时项羽和他叔叔项梁也去看热闹。正值二十郎当岁的项羽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被王霸之气震得两股战战，而是来了一句：“那家伙我可以取而代之！”唬得他叔叔赶紧捂住他的嘴：“嘘！别瞎说！那可是要灭九族的！”

　　当是时，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已然形成，维护王朝的大秦铁骑天下无敌，正因如此，秦始皇痴痴地幻想着其子孙能世世代代都贵为天子。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一句话便可能招来灭族大祸的年代，统治的合法性依然很脆弱。在秦帝国辽阔的疆域内，像项羽这样敢于蔑视秦始皇权威的绝不止一个。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也是对现有秩序的暗中挑战。至于刘邦，在看到秦始皇之后一声长叹——“哎，大丈夫就得这么着！”与其说是羡慕毋宁说是野心。那个看似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王朝在始皇帝入驻地宫之前，就已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漫长的中国历史，统治者们总以种种方式向被统治者证明或灌输其统治的合法性，不论统治权的获得是通过继承、篡夺、叛乱还是入侵的方式。然而，即便是高度的思想控制加上强大的国家机器都无法掩盖统治合法性的脆弱，这一点从多如牛毛的农民起义中便可得到证实。我们说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文明程度更高，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资本主义以民选的方式赋予了统治的合法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权的非暴力转换问题。

　　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哪种政体，统治的合法性都是与政治清明度成正比的。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一个能有效管理且其管理为大多数被统治者所接受的政权具有更强的统治合法性，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正统思想不遗余力地宣扬民心向背的原因所在。统治合法性的削弱始于被统治者的怀疑，这种怀疑又往往源自基层管理的失效与无能。基层管理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广大被统治者看来，基层政权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政府，正如那句老掉牙的话所说的，县官不如现管。因此，一旦对基层管理合法性的怀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除，这种怀疑就会不断蔓延，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我老家在广西农村。自从当地电话普及后，老家人便时不时会给我这个身居京城的人反映一些我也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早在近20年前，公路局要扩建公路，扩建自然涉及征地问题。邻村人有关系，得到的补偿就多，而我们村没有“当大官”的，给的补偿就低。农民不服气，拒绝同意征地。公路局便以拖待变，在路两旁种上速生桉树。这种树长得快，根系非常发达，一旦成活就会与周围的农作物抢夺养分，结果可想而知，路旁的农田只要稍靠近公路，产量就会明显受影响甚至形同失收。农民向当地政府反映多年，却一直未得到解决。对于那些树，他们还不能砍。于是，20年来他们就只能生气着，骂着，束手无策。

　　最近，某条高速铁路要在老家通过，在征地问题上又出现周折。农民提的要求不高：拿出文件来，按国家政策办事，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予合理补偿，绝对签字同意。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竟然得不到满足。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就里。

　　当很多类似的“小事”经年累积叠加之后，农民对当地政府已经失去最起码的信任。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不信任感会恶化为对统治合法性的怀疑，而许多所谓“群体性事件”就与这种怀疑不无关系。孟连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石首事件就颇具代表性。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些只是个案”甚至“只是劣民暴行”的认识上，从而任由对统治合法性的怀疑不断蔓延扩散，那么或许在若干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将不得不自食其果。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到：“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当市民社会的文明与政治社会的野蛮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法调和时，政权更换便会以疾风骤雨的方式进行。多少年，中国人耐心地忍受着苦难，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开放，尤其是互联网和通讯革命弥合了信息鸿沟之后，市民社会文明已得到充分发展，平等、法治、自由等原则被公开宣扬。获得部分解放的人们，从精神的顺从中逐渐脱出，对于残存的那些禁锢和不公会感到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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