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记者  成诚

　　说起“山寨”，往往首先使人联想到古时候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山高皇帝远的偏远险峻之地占山为王，盘踞一方，有自己的一套江湖规矩和行为方式，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不被朝廷管辖。这些人称自己的聚集地为山寨，在官方及百姓眼里，那就是匪窝。

　　多少年后，这个词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又被人频繁地提及，迅速地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热门词语，从“山寨手机”、“山寨产品”到“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再到“山寨现象”、“山寨文化”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山寨”现象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说，当今的“山寨”一词起源于广东，早在开放搞活初期，粤港一带就有了“山寨工厂”这个词语，是当地人对各类非正规、小作坊式企业的特称。这些“山寨工厂”市场反应快速灵敏，以高仿造性和满足平民消费需求为特征，多数从组装电子手表、电子玩具、游戏机等起家，但是直到他们生产出受到市场追捧的手机后，人们才将其定格为“山寨”产品。“山寨手机”以模仿名牌产品的功能和样式为卖点，以几百元的售价兼备数千元名牌手机的功能，因而“名声大振”，促使“山寨”一词不胫而走。实事求是地说，“山寨手机”虽有仿冒名牌产品之嫌，并且质量也不够稳定，但毕竟不同于假冒伪劣、“水货”走私或翻新手机以次充好，这种行为并不触犯法律，有些还不乏有其创新之处。

　　以此为始，“山寨”迅速延伸到多个领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山寨版”产品，渐渐成为一种非主流、平民化、草根型产品或行为的代名词。人们渐渐约定俗成，将以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嫁接其功能并加以适当变化与创新，并最终在功能、外观与价格方面全面超过主流品牌的行为，称为“山寨文化”现象。2008年12月2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也提到：“从2003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显然“山寨文化”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或者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生活。

　　从经济的因素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为大量国际资本、技术和品牌的流入带来机会，在帮助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外厂商利用其垄断技术和品牌优势，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中国消费者漫天要价，赚取高额利润，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这些泡沫直接诱发了“山寨产品”大量涌现。即以相近的外观，同等甚至更丰富的功能，低廉的价格，迎合了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

　　从文化因素看，面对日益加速的生活节奏及升学、就业、工作、买房等各种压力，人们渴望娱乐心情，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而贴近生活的“山寨”文化富含草根精神，契合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勃兴，具有反权威、反垄断、反精英的平民化特征，种种无厘头正好能博人一笑，让人觉得制造快乐原来这样的简单，甚至原来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有机会成为大众明星，于是各种民间化的“段子”满天飞，各类富含草根精神的“山寨”版视频、歌曲、文化活动等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

　　更具推波助澜效果的是，日益发达和普及的互联网络和手机，为“山寨”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传播载体。网络的信息传递迅速，信息容量大，覆盖面广，使得原来如星火的“山寨”一夜之间便成燎原之势，演变成一种现象，上升为一种文化。

　　以客观、中正的眼光审视“山寨”现象

　　对于这样一个广泛传播的“新词”，“山寨”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似乎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仅从目前网络和媒体的报道看，其内涵和外延仍在被持续放大。以至于在北京天通苑小区附近的公路岔口处，有人私自装了个指路牌，也被媒体指称为“山寨路标”。照此说法，“山寨”称谓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那就是非法和假冒。如果是在这样，恐怕“山寨”就成了“非典”、成了“禽流感”，根本没有讨论和姑息的余地。因此，如果要讨论“山寨”的是是非非，必须依照其自身的特点按不同规则和标准加以区分，撇开“山寨现象”中的媒体泡沫，以平衡、客观、中正的眼光审视分析。

　　事实上，各界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或文化，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山寨产品”打上了群众智慧、草根创新的烙印，并且是挑战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的强势品牌产品的有力武器。“山寨文化”使精英文化草根化、平民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智慧，为普通群众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反对者则认为，“山寨产品”实际上是模仿的代名词，“山寨文化”是一种模仿文化，“山寨”行为的实质，是瞄准他人拥有并且已经打出较高知名度的产品、文化活动或者品牌，进行所谓的“山寨版”开发，旨在以极少的成本绕过价格和其他各种制约门槛，实际上就是“傍名牌”、有意剽窃他人创意和知识产权，多数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严重的甚至构成假冒、盗版，所以“山寨文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倒退。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作为一种不断升温的社会生活现象，断不能以截然的“好”与“坏”来区分，既不应以其代表了部分民意表达就一味吹捧，也不应因其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便一棍子打死。

　　以“山寨手机”为例，充其量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简单集成，作为核心技术的手机芯片、液晶显示屏甚至喇叭、电池都是从专业厂家购进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山寨工厂”除了外观的模仿与创新以及部件的整合组装外，基本上是依赖于别人技术的借鸡生蛋，创新成果多为小打小闹，难有大为。虽然在市场上以外观时尚、价格实惠迎合了一部分人群的需要，但终归是处在产业链的末端，一般属于初级、低档产品，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同时由于技术门槛低，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从长远来看，企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也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山寨产品”并非一无是处。“山寨产品”中也不乏物美价廉的商品，适应了低端市场的消费需求，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这在一定程度抑制正规厂商的价格虚高。而“山寨工厂”处于创业的初期阶段，通过“仿制”和“集成”，从低档产品做起进行原始积累，谋求发展，不失为一种良策。今天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公司，在当年也曾经历过“山寨”阶段，谁又能保证今天的“山寨”企业中未来不会产生 “品牌明星”呢？引进、集成的过程也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过程，“山寨产品”中的积极创新意识应该肯定。

　　因此，对于“山寨产品”我们不宜全盘否定，也不能过分拔高，而应加以扶植、引导，使其沿方向正确、水平更高的创新活动发展。

　　同理，如同街头大饭店和小饭馆各迎各的客、“品牌产品”和“山寨产品”各赚各的钱一样，属于平民、草根的“山寨文化”也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土壤，而不可能以“高雅文化”替代“山寨文化”，“下里巴人”会与“阳春白雪”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虽然确实有些“山寨版”的文化产品涉嫌侵权、违法，但这不是“山寨文化”的主流，不能简单地把“山寨文化”视为“剽窃盗版”的代名词。在坚持不违法、不侵权、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条件下，“山寨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山寨文化”作品常以讽刺、调侃甚至恶搞来哗众取宠，难登大雅之堂，偶尔为之可以嬉戏，若泛滥成灾，则难免低俗化。

　　“山寨”现象可以宽容但不可放纵

　　如上所说，“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大行其道，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阶段产物，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中潜在的非理性基因，和可能造成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因此必须要有一条明确的法律底线，只要不违法，不侵权、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不涉及人身安全、健康领域，随便山寨什么都是可以的。对于“山寨产品”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应该予以肯定、扶植、引导，使其朝着方向正确、水平更高层次发展。

　　以法制观念审视“山寨”现象，首当其冲的是“山寨”如何处理模仿与创新的关系。

　　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看模仿，可以将其分为合法模仿与构成侵权的模仿两种类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现有技术学习、改进、集成和创新，这样的模仿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山寨文化”倡导的首先应当是合法，应当是在合理借鉴、参考他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单纯是仿制、复制。事实上，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赋予的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专有权，而是有限的垄断权，旨在为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为他人的创新提供条件，以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专利法中的先用权制度、侵权例外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商标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商业秘密制度中的反向工程制度等，“山寨产品”完全可以在这些权利限制的合法范围内模仿与借鉴。

　　目前“山寨”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存在仿冒知名品牌的商标、商号行为；二是高度仿制甚至以假乱真，产品涉嫌侵犯他人专利权；三是不正当地占用了被模仿者的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

　　鼓励和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要宗旨。就各“山寨”而言，要反对单纯的仿制、模仿，而提倡在合理借鉴、参考、学习他人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产品，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创新优势，如何在合理借鉴、参考他人成果的同时实现创新，是“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之，全社会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山寨”，肯定其存在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重视和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特别是不能将“山寨”作为漠视知识产权和仿冒、剽窃之类的侵权行为的挡箭牌、遮羞布。就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言，目前亟需的是规范“山寨”市场行为，引导其规范发展，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及时制止和打击仿冒等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就“山寨产品”制造者而言，则应在定位平民化、低价格的同时，弘扬创新精神，树立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只有这样，“山寨”才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和谐发展，产生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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