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

　　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不愿意留在村里生活，其中59.3%的人选择继续回城市打工，13.2%的人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形势，7%的人决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选择种地的、在家创业的、合伙创业的、学门技术再出去的总计占17.7%。这一调查虽然没有细化到59.3%的返城农民工是不是春节前已失业者，但这一部分农民工返城后找工作难应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问题。而较多返城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则凸显了加快组建农民工工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月16《新京报》）

　　多数农民工即使难以找到工作也要进城，一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城市打工的生活，长期呆在农村反倒难以适应；二来返回农业领域很难增收，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现实并未改变；三来多数80后农民工一走上社会就在城市打工，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四来返乡创业毕竟不是多数农民工能够做到的，打工毕竟比自己当老板容易得多。所以，农民工返城的意愿和行为必须受到尊重，这应当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

　　很明显，一大批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更加需要让他们组织起来。

　　第一，让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农民工组织起来，有利于农民工了解搜集就业信息，通过农民工工会组织的帮助，让失业农民工尽快找到工作。

　　第二，有利于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农民工合作培训。现阶段许多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也在组织农民工培训，但往往因为这样的培训很难有什么明确针对性，农民工不愿意参加培训。而输入地政府往往又难以把本地企业需要的农民工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如果有了农民工工会组织，应当会极大地提高政府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不仅可以让农民工得到应有的实惠，也能提高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第三，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后备军队伍进一步扩大，有的人就把这样一种状况看作是压缩劳动者权利的“契机”。如果有了农民工工会组织，这些对农民工“趁火打劫”的行为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通过农民工工会有组织谈判，应该也有助于让农民工工资水平不至于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

　　第四，有利于在发生劳资纠纷或者其他群体性事件时，依法、有序、稳妥地加以处理。近些年在一些地方发生劳资纠纷或其他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往往因为事件参与者处于无组织状态，而使利益相关者合理合法的诉求被某些失控的非理性情绪和破坏性的行动所挟持，从而既陷利益相关者于被动不利境地，不利于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也可能使小事演变成为影响恶劣的破坏性事件。在较多农民工因失业滞留城市而影响城市的稳定、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上升的情况下，加快组建农民工工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进一步凸显出来。

　　考虑到失业中的农民工按照职业、行业组建农民工工会比较困难，笔者建议按照组建同乡工会的方式组建农民工工会，这样操作应当比较容易一些。比如说，让从某省某县来到北京的农民工组织工会，即可由这个县的工会组织派人到北京来，在北京市工会组织的协调帮助下，协助农民工组建农民工工会。这样的话，农民工工会可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组织的双重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让农民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也让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能够有效地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互利双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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