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一代”的崛起源自一个非典型时机：公元2008年。

　　对于国家的灾难性记忆，80后都是从历史课本和影像资料中获知的，从三年自然灾害到大跃进运动，从十年“文革”浩劫到唐山大地震，上一代的集体痛苦，80后没有直接的感知，也因此被称作“在蜜糖中长大的一代”。

　　但2008年给80后上了一堂灾难性教育课，从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到藏独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80后从未如此集中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和现实。

　　《Time Out》中文版主编李多钰在《财经年刊》中撰文说：“令人欣慰的是，被很多老人家视为缺乏社会承担力的‘80后’，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了极大的温情、理性与救助能力。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地震救助团队，在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他们的努力参与，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精神’的看法。”

　　浮躁、叛逆以及理想主义的虚无只是表象，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时，80后身上的道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被激发了出来。灾难和挑战的悲剧性力量使80后在这一年实现了一次集体蜕变。这也许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多难兴邦”的意义。

　　虽然80后对西方文化和经验抱着尊重和包容的态度，但在牵涉民族情感、国家尊严或国际关系的大事件面前，80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来自家庭和学校的伦理教育及价值导向显现出了巨大的力量。《新周刊》评价道：“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进入状态。这也充分说明，将切·格瓦拉作为消费符号只是他们的次优选择，一旦需要，他们很快会显露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有评论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在80后身上复活了。

　　布莱尔说“鸟巢一代”使他“想起鼎盛时期的美国和奋勇向前的其他国家”。 2008年作为一次预演，虽不华丽且略显仓促，但80后开始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将逐渐显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作为中国崛起的群体担当，80后的路还很长。

　　80后的普世价值观

　　最早为人们所熟悉的80后是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等一批80后作家，他们身上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叛逆精神虽为广大80后推崇，却也招致了很多老一辈人的不满。之后的李想和茅侃侃证明了80后不光有想法，还能将想法付诸实践。姚明、丁俊晖等80后佼佼者更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其实，单以年代为界划分一代人并不科学，但由于这一代人诞生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同成长，因此他们身上有着更加鲜明的社会变革的烙印。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80后开始追求“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寻求个人诉求的清晰表达。从这一代中国人开始，具有鲜明形象的个人从芸芸众生中脱离出来，个人的社会认同感更加强烈。

　　同时，主流思想和非主流思想在他们身上并行不悖，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带来了困惑的增多。有人将80后视为一系列“矛盾”的结合体：个性张扬，但思想隐蔽；竞争意识强，但意志薄弱；态度积极，但韧性不够；创新意识强，但作风不够扎实；民主法制意识强，但自律意识差。这些特征都带有社会转型期整体移位带来的不稳定痕迹。

　　这些“矛盾”很多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随着80后的自我完善和社会整体结构的趋稳，这些“矛盾”有望向积极的方向转化。

　　有人把80后比作“市场经济下的蛋”。有人说，他们的幸福在于，身后有几代人努力后积累的财富、和平和安定，有中国改革和发展所提供的广阔历史空间。时代塑造了他们开放、进取和包容的个性，也划定了他们不同于上几代人的人生轨迹，他们肩负的使命和承受的压力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轻。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伴生下的“4＋2＋1”的家庭结构，使步入婚姻和生育年龄的80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人口流动带来的异地就业和异地成家问题，让80后尝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儿；越来越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成了压在80后身上和心上的“五指山”；面对无处不在的竞争，无力感和挫败感是80后普遍的心理疾病……

　　《人民论坛》在一份针对“鸟巢一代”的问卷中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选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和“为国家与民族崛起而努力”两项的最多，前者占35.75% (921票)，后者占32.18% (829票)。

　　借用电视剧《奋斗》中的一句台词，表达80后上场前的急切之情：“我们必须去工作，去谈恋爱，去奋斗，这件事十万火急，我们一天也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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