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吴晓波

　　直到今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商业目的仍然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竞争武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商业史发生过怎样的景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新闻中报道：“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对他们卖日货的罪行处以的“罚金”达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400名加拿大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景象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象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2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钮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奸商”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王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真理”，对于企业家似乎也是一样。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