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的高管，一个人的贡献不能代替一个群体的努力，过分强调个人的贡献而无视一个群体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违道义。

　　1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经济不景气，金融高管年薪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日前有消息称“银监会一直在研究银行高管降薪问题”，并提出年薪上限参考为150万元，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银监会正面回应。有银行高管认为，限制薪酬恐怕很难落实成具体规定，商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决定权掌握在董事会而不是银监会，但降薪是眼下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位银行高管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这是因为，一方面高管年薪的决定权确实不掌握在银监会手中，过分干涉有越权之嫌；另一方面各家银行高管的薪酬有不小的差距，有的小银行高管的年薪尚不到150万元，硬性规定也许不太合适。但是，金融高管年薪难以有统一的标准，不应该成为阻碍高管降薪的理由，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管薪酬不应只有标准的考量，更应该有道义的审视。

　　2002年，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动议中起步，并且逐年上涨，一些高管的年薪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但我们看到，今年，西方许多企业高管的薪酬开始下降，比如华尔街大多数高管今年的奖金将降低70%，英国部分企业高管表示完全放弃今年的奖金，德国德意志银行前10位高管将放弃本年度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高管与国际接轨不应该有选择性，涨薪的时候接轨，降薪的时候就拿“国情”说事。这样做，显然有违道义。

　　而具体到企业内部来看，不说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巨大，单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虽然降薪尚未波及一些国企的普通员工，但共度时艰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共识，普通职工承担着“通过降薪减少裁员、保障就业”的无形压力，高管们也应分担压力。当然，一些高管或许会像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那样说，“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但是，一个人的贡献不能代替一个群体的努力，过分强调个人的贡献而无视一个群体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违道义。

　　其实，能否出台一个统一的高管薪酬标准或许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高管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必要的责任道义。薪酬标准未必能够真正刚性起来，比如一些高管还享受隐性福利和职务消费，就是有薪酬标准，恐怕也很难成为一个绝对标准。

　　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指出的，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所以，在高管薪酬标准之外，还应该有道义的考量，而道义作为公众心目中的一个标准，比那个看得见的薪酬标准，虽然表面更柔性但实质上却更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