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日前有消息称“银监会一直在研究银行高管降薪问题”，并提出年薪上限参考为150万元，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银监会正面回应。有银行高管认为，限制薪酬恐怕很难落实成具体规定，商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决定权掌握在董事会而不是银监会，但降薪是眼下不可避免的趋势。(1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

　　银行高管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一方面高管年薪的决定权不在银监会手中，过分干预有越权之嫌；另一方面各银行高管薪酬差距不等，一些小银行薪酬尚达不到150万元的水平，硬性规定不免有些荒唐。但是，金融高管年薪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不应该成为阻碍高管降薪的借口和理由，在经济下滑、熊市低迷的语境中，高管薪酬不只有标准的考量，更应该有道义的审视。

　　2002年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动议中起步，并且逐渐飙升，直至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但是今年以来，西方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在金融危机和备受指责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下降，比如华尔街大多数高管今年的奖金将降低70%，即便如此依然被认为鉴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降低70%也不多；英国部分企业高管表示完全放弃今年的奖金……那么第一重道义在于，与国际接轨不能具有选择性，涨薪的时候快速接轨，而降薪的时候异常优柔寡断。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风险，显然有违道义。

　　具体到公司内部来看，且不说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单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共度时艰已经成为当下的普遍共识，普通职工承担着“通过降薪减少裁员、保障就业”这样一种无形压力，作为国企高管也应该分担压力。当然，一些高管或许会祭起如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的逻辑：“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但是，过分强调一个人的贡献而无视一个底层群体的艰辛，或许会被理解成是变相地剥夺权益，显然也是有违道义。

　　在一定程度上，能否出台高管年薪的标准并不非常重要，标准未必能够真正刚性起来，譬如高管的隐性福利和职务消费，是薪酬标准无法界定的。

　　正如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指出的：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所以，在高管年薪标准之外，还要有道德、道义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