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宿命的

　　在大举增加投资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有关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内容。

　　中央最近的举措中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新的亮点。

　　特约评论员/何仁

　　“过山车”、“大拐弯”、“大起大落”……从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到下半年经济的陡然下滑,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2008年中国社会经济，都难以准确表达这种复杂的变化与人们内心的感受。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偶然性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性的联系。如同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之所以让我们觉得突然，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对于一直处于冲撞中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来说，这只不过是其千百年来聚集能量的一次释放，毫无偶然性可言。

　　两个周期相遇，三驾马车受阻

　　就2008年下半年风云突变的中国经济形势来说，这其中既有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自身的周期问题。而这两种周期的叠加，使得种种问题突显。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转型期，其经济周期的表现相对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行政主导型的经济周期性;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周期性。

　　建国近60年来,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了自己的周期性增长，到1958年达到一个高点，而后经济下行;六十年代初进入恢复增长期，中间有“文革”特殊因素间隔10年。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达到的11.7%一个高点，再到1984年形成的第二个高点15.2%；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经济再次启动，当年经济增长率达14.2%； 1994年后开始下行，2002年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到2007年形成第四个高点达11.4%。即使没有美国的金融风暴，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调整周期。但“巧合”的是，中国自身的周期性调整(从2007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双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下行周期不期而遇(二战后第9个周期)，所以人们感觉经济下滑得比较猛烈。这主要是两方面冲击，一是国内投资放缓(国内周期)，二是出口下降(国际周期)。拉动中国经济的三个引擎(出口、投资、消费)中，同时有两个熄火。这是此次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遇到的比较独特的问题。

　　中国式周期，硬币的两面

　　在中国经济周期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一个因素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由政府计划部门判断可能存在的需求市场，再决定投资的方向和力度。另一个因素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资金、技术、先进设备的匮乏。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奇缺。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积攒外汇用于购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当初这种“政府主导”和“外汇饥渴”的历史原因却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最终形成中国目前这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出口拉动，但消费不足。

　　这种增长模式的优点是见效快，力度大，短期效果明显。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政府部门占用资源过多，行政性的垄断难以避免。而且这种增长模式与地方政府领导的任期制密切相关。每一任新领导上台后都要大搞工程建设以提升经济，而每遇到经济下行期，政府都会以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

　　这种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是很有效的，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手段既可以拉动经济，又可以弥补基础设施之不足。但当基础建设和生产项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产能过剩的问题等。诸如很多地方出现高速公路跑的车很少，机场亏损甚至关闭，港口货运量不够等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周期特性就是繁荣期时能源紧张，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衰退期时生产能力过剩，消费意愿普遍不足。而每一次经济高潮过后都会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三角债”，九十年代后期银行大量的呆坏帐。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显现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又缺乏可持续性的弊端。

　　内需不振，功过外向型发展模式

　　因此，如何走出这种“宿命的怪圈”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在目前情况下，启动内需显现出了特别的必要性和迫近性。内需分两个层次，一是投资内需，二是消费内需。中国一直是投资内需有余，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内需有余，主要因为各级政府一直都有投资冲动;消费内需不足是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不强和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不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不足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意愿。现在有人将住房、医疗、教育比喻为“新的三座大山”。二是贫富差距拉大使消费结构不平衡。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指标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世界人均年消费牛奶是100公斤，发达国家是200公斤以上，而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奶不到30公斤，农村年人均消费不到10公斤。三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特别是职工工资收入长期徘徊。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14%下降到49.62%，下降了3.52个百分点。而美国劳动报酬收入占GDP的比重是70%，一般国家则是在54%～65%之间。

　　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多数人感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据报道，全国总工会2005年曾在10个省对1000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10000名职工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有81.8%的职工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有34.2%的职工工资只有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半，甚至还有12.7%的职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这一比例比上一个三年均有增加。另有财贸、轻工、烟草三个行业工会对天津等5个城市调查后发现，有90%的职工工资三年来分文未涨。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投资率居高不下，加上分配方式的不合理。最终使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启而不动。而多年来持续投资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则只能依靠国际市场来消化。这与改革初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中国现在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最低端的加工制造中心与这种增长模式不无关系。

　　按一般国际经验，一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后就算进入了消费快速增长期。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2456美元。但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却不到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

　　强化社会保障，芝麻能否开门？

　　如今，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更加明显。内外两个经济周期相碰撞，虽然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但从中央最近的举措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新的亮点。主要是在大举增加投资的同时，在投资项目中增加了更多的有关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城镇居民和职工是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在改革初期，这一政策仍然延续。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在职工工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倾向十分高涨，1978-1988年职工工资总额由568.9亿元增加到2316.2亿元，10年增长3.1倍，年均递增15%。这一时期居民的消费也快速实现了“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的升级。但从1989-1998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这10年职工工资总额年均仅增长2.6倍，递增13.5%，比前10年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后，职工的医疗、住房制度开始市场化方向改革，特别是国家对社会保障方面投入明显减少，加上大批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居民消费意愿普遍下降。而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投入与居民的消费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据世界经济年鉴统计，1992-1995年间，西方福利国家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明显高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国家。除美国以外，英国和瑞典最终消费(政府消费＋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平均达80%以上，德国和法国在75%以上，而我国不到50%。

　　因此，尽管这次国家应对此次经济周期的措施仍然是大举投资，但从投资方向和结构上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得到正面响应的话，有理由相信，我们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将能够把危机变成转机。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推动型，从出口拉动转为内需拉动，从而改善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促进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的升级，为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经济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消费不足问题等等寻找到新的路径，最终能摆脱困扰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的怪圈，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找到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