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永远是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如果不是停留在字面理解，而是深入到扩大内需的具体内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中国有着13亿人口，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实践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直接政策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由此，推进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二是降低储蓄存款利率，促使城乡居民的一部分存款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从后一项措施来看，不论是1990年以后的降低存款利率还是1996-2002年间的持续8次下调存款利率，均没有对推进城乡居民消费起到多少作用，相反，在这些时间内，居民储蓄存款呈快速增加趋势。从1988年的80.0%下落至2006年的7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状况，鉴此，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必须的。但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只是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供了条件，还不是居民消费水平本身。城乡居民的消费可分为吃、穿、用、住、行、学等6个方面，在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需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的哪些消费从而对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和扩大内需具有实质意义？

　　首先，1978-2006年间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走势情况反映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吃”在各种消费中所占比重的降低趋势。食品类的需求弹性是比较低的，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落走势，这决定了，虽然就绝对值而言，在人口增长背景下，随着居民消费的食品质量提高和品种增加，也还有消费增长的空间，但要依此有效拉动消费需求，不仅难度很大，而且潜力相当有限。

　　其次，从“穿”和“用”来看，从1990-200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中“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不难看出，在10多年时间内，二者均呈下行走势，其中，“衣着”所占比重从1993年的14.24%下落到2006年的10.37%，“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10.14%下落到2006年的5.73%。这两项的下落幅度虽不如“吃”大，且某些年份还可能呈现暂时性提高，但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居民在这两项上的支出比重趋势是减弱的，因此，要通过提高居民在“穿”和“用”上的消费性支出比重来对冲由减少外贸顺差所引致的负面影响，虽有一定余地，但比较困难，也缺乏足够的潜力。需要指出的是，城乡居民在“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居住环境和医疗保健状况等一系列条件的改善，因此，提高收入水平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当年城乡居民购入的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购入的用于公共消费的各种消费品的指标。在1990-2006年的16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高于GDP增长率，即便是扣除了CPI上涨因素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意味着在当年创造的GDP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了，由此，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应当呈上升走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等于GDP增长率，意味着在当年创造的GDP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不变，由此，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应不变。但情形并非如此。且不说90年代中期，就说2000年以后的7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CPI上涨因素）的增长率有4年是明显高于GDP增长率的。

　　一些人将此归结于收入分配差距。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存在“穷的越穷”现象，确有“富的越富”情形，因此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是，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富裕程度差别扩大的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在30年中持续恶化以至于比改革开放前更差了。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存在，决定了需要采取收入分配政策、推进社会公平分配，给这些家庭及个人以经济上的支持。在经济生活中，社会每个群体都根据自己的可预期收入水平习惯性地展开消费，虽然就单个家庭（或个人）而言有可能在几个月内突然调整消费习惯，但就一个消费阶层而言，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此，即便是突然给了低收入和低保家庭一笔数额较大（如1万元）的额外补贴资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将选择把这些资金以某种方式（如存款、购买国债等）存起来，从直接关系上看，这对拉动他们的消费需求并无多大效应。这两个机理决定了，要通过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他们在“吃、穿、用”等方面的消费能力来拉动内需，是一个需要花较长时间的过程。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偏废的。但将其作为减少外贸顺差的对应之策，却是不现实的。理由是，如果真要大幅减少外贸顺差，只需采取取消出口退税、实行出口关税、出口配额和弱化出口信贷等政策，在3个月左右就将明显见效，但由此引致的外贸企业产品内销困难不是在这一时间内通过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收入（从而刺激他们消费）所能对冲的，且不说这些外贸企业的产品结构与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消费结构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