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是一个幽灵，飘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上空。这个幽灵当然也不只吕梁一个人，是一个群体或者只是一个神秘力量的隐喻。

　　我认识的吕梁是十多年前的吕梁，大约是1989、1990年的样子。那时吕梁的幽灵迹象就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吕梁从北京到深圳，通过小说家马建的介绍，我和吕梁认识成为朋友，当时的吕梁和许多朋友一样，也算欣赏我的一点所谓“神来之笔”(马建语)的阶段性能耐，有机会会向别人推荐我。吕梁在深圳挺忙，同当时一些深圳风云人物(当然现在有些已经更风云了)结识，是什么社会调查所的名片。吕梁后来也打算介绍我与这个调查所发生点什么联系。

　　当时的吕梁还不是很着意资本市场,而是对文化市场等感兴趣。我忙我的生意，吕梁忙他自己的事情，如果有时间，见见面聊一聊，也做过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荒唐事，感觉还是不错的。好像没有多久，吕梁来往于北京与深圳，开始对刚刚兴起的深圳股票市场密切关注，要写点什么。后来我到北京，住在翠微路，吕梁住西坝河，相距比较远，但还是见过一两面，我到西坝河找他，吕梁的桌子上放着《资本论》和媒体朋友的名片，我们聊刚刚出版的《中国减灾报》及其朋友，后来又到楼下的一个歌舞厅坐了坐，那时的北京歌舞厅简直还没法看，作为一个在南方已经呆过数年、有点南方“恶习”的我和南北常来常往的吕梁来说，到这些地方真是百无聊赖，因为没有什么好去的地方。吕梁聊北京知识界的一些事情，也商量着做点什么事情，但都没有做成，其原因可能就是吕梁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幽灵迹象妨碍了我，而吕梁想的也是多少大人物的事，作为已经具有数年经商经历被夸张的朋友称之为传奇之类的我来说，吕梁动我的脑筋也有点费力。反正我们再见面基本聊的是文字、媒体的事，后来吕梁搬到东单裱褙胡同北京晚报的附近一个蹩仄的小院，整天跑媒体，推销他的深圳股市纪实。没有多久，《中华工商时报》在头版整版发了名为“中国全面升值”(大意如此)的吕梁文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吕梁的文笔，感觉是真的不错，那个时候还看不到这样的文笔和文章。如果按现在主流媒体如《财经》、《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等的文风，吕梁应该是算领风气之先者之一。

　　后来，我和吕梁就没有再见面，偶尔打个电话，吕梁说搬到毛家湾了。再后来，吕梁给我打电话，想把一些行李等等暂时搬到我家里，但不凑巧的是我也要搬家，就说恐怕不大方便，吕梁在电话里很生气，接着电话就挂了，从此我们就不欢而散。但是相信还是朋友，总还有再见面的时候。所以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1999到2000年，因为有外地画家朋友来京，我还想起可以请吕梁帮忙写点儿什么，我知道吕梁有这样的道行，他在《东方记事》好像做过什么特邀美编什么的。这中间《财经》杂志发了“庄家吕梁”的长篇报道，我才知道今日的吕梁已非昨天的吕梁，还想起要请他写什么美术评论，恐怕有心也没有时间了。

　　现在想起来，吕梁大概是这么多年寥寥的能够和我可以相互思想碰撞的朋友，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我都应该想的到，并且相信如果机缘凑巧，是可以做成什么事情的。但是，吕梁好像对管理人或者自己支撑一个机构没有多大兴趣，吕梁内在有一种本能的羞涩，即所谓掌控能力比较弱，应该是属于心灵的激情那一类的。所以，后来吕梁出点儿事，也是在这方面，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有那么点对路。

　　吕梁有一种“实数充虚数”理论认为，中国股市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大“虚数”，因此一直酝酿着不断爆发的政策风险。整个股市参与者，都在政策的呼风唤雨中沉沉浮浮，所有放开的是早就应该放开的，所有该限制的也有绝大多数是应该放开的。

　　这就说明，不能因为政策发生负面效果，就朝令夕改。当然最好还是政策性干预越少越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政策能左右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有不少的个人、企业，就是善于利用政策机会进行投机而暴富的，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彻底形成勤劳致富的社会土壤。

　　对于中国股市而言，那些机构投资者如券商等，能找到几个路数不一样的？如果把这类所作所为全部禁止，中国股市还能留下多少机构投资者都很难说。

　　这已经成为事实。吕梁反映的只是一个现实的基础面，现实如此：直到现在、以后一段时间，股市仍然会有从事与吕梁一样的买卖，可能此时此刻仍然还在运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吕梁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吕梁只是中国股市上空飘荡幽灵的一个命名或符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