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责任心是有限的，通过改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宣传部刘副部长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假如不进行改制，大邱庄恐怕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更不会有今天。”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比较强劲的说法。

　　“禹作敏时期，企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巨额的贷款，还有企业办社会，集体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企业债务的窟窿越来越大，禹作敏出事儿后，企业散了，只能改，加上赶上了国家改革的大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大邱庄某有限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为什么改制？没有资金，不改制不行。只有吸纳资金，才能盘活企业。当时有的企业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有的就被银行封了。”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就开始逐步改革了，先改了津美，以原来的四大集团为基础，变成了4个街，”回忆改制过程于建义说。

　　改制前，大邱庄的企业，百分之百是集体企业。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项目单一，高度依赖钢铁工业；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等等。改制，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

　　记者在镇政府前大街南侧和93社区里对15名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而这些采访的对象，均怀念改制前的高福利时代。

　　当年，禹作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村民以从“从襁褓到坟墓”，包括房与车以至医疗的14项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时代结束的第三年，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1996年3月前后，镇政府改制的第一刀砍向了房子。短短的3个月内，大邱庄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了村民。接着，禹作敏式的其它13项医疗、交通等福利，统统被取消。后来，村里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凯迪拉克、林肯、奔驰，也统统被拍卖。再后来，企业改制，集体财产转变成了个人所有，而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则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打工者，地位与角色转变了，原有的福利丧失了，这让民众无法习惯。

　　“我们怀念禹作敏时代，那时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住房水电什么都不要钱，我们有保障，”年过古稀的禹老汉说:“现在只有满60岁，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来的一个妇女说告诉记者:“禹作敏那个时候连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 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说:“现在社会治安也不好，电动车锁在家门口也被偷，而那时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儿”。

　　“我想不干活坐在家里就吃饭的日子没有了，过去14项福利，包括住房医疗电话，有人一个月电话费就花去了4万多元，不改革行吗？”对此，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能者多劳，能者多得，当然导致富裕程度相差较大，但是，这不单在大邱庄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这也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改革就是利益调整，这种调整是为了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受到影响，任何改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

　　关于现今福利，这位领导解释说，不是没有，是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改革掉那些不该由企业承担的，反而增加了粮食补贴，每人每年补500多，免费上了医疗保险，还上了财产保险，60岁的退休老人每月给200元。对于村民增收，他说，一个是入股，通过分红增加收入；还可以到厂子任职，通过劳动拿效益工资或劳务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