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家人擅长作倒贩牲畜生意。本人小时读过几年《四书》，合作化后当过多年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善于理财经商，懂得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连年翻番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88年5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来大邱庄视察，提问:“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包下去。”

　　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就能翻番?”笔者跟踪采访时，是大邱庄总公司新提拔的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绍国，是禹作敏的大儿子。他原来是为他父亲开车的，现在分管工业项目；另一位叫禹绍桐，这位小伙子是副总经理禹作章的儿子。他们都是禹姓家族的，双双两代人都在一个领导班子。这两位年轻副总经理讲出了大邱庄的经营“奥秘”。他们说，划小核算单位，理由是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际却是钻政策的空子，因为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划小核算单位就成了新办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两年的待遇。国家税类、税种很多，许多工厂依法缴税就赔钱，躲开税就赚钱。知情人说，划小核算单位还可以重复计算产值、利润。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钻“政策空子”，必须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笔者陪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向来访者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他介绍说，“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国家执法部门历来都是吃“皇粮”的，是代表国家公平、合理处理事务的。现在在大邱庄设专门机构，另外领着大邱庄的钱，就得首先为大邱庄办事。“划小核算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证，就地免税；大邱庄与外地人发生纠纷，领取大邱庄工资的公安人员首先保护大邱庄；打官司不用怕败诉，领取大邱庄工资的法院工作人员会替大邱庄说话。禹作敏说“这些我都省心了”，他尝到了官商结合的甜头。

　　官商结合变成官商一体，禹作敏就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大邱庄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赐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