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粮食安全关键是给农民定价权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邓聿文

　　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纲要》规定，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万亿斤以上。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粮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今年以来的国际粮价高涨，又将粮食安全问题很现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的国情和人口决定了粮食安全必须也只能依靠自己。对此，《纲要》提出了9条解决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必要和基础的，但我认为，就当前而言，更为紧迫的是提高粮食价格，由此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只有农民有种粮的积极性，粮食安全才有保障；否则，再多的政策也是白搭。

　　因此，现阶段来说，要解决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必须大幅提高粮食价格，进而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但在目前高通胀的背景下，通过大幅提高粮价带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整体经济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化肥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超过粮价的上涨，在一些地方，农民种粮事实上是赔钱的。据统计，重庆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在不少农民眼中，种粮已经成为副业。可以说，正是巨大的价格逆差使得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为降低，这是非常不利于长期的粮食安全的。

　　事实上，不仅在粮食收购价格上，在其他一系列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制度安排上，城乡二元体制的印痕都鲜明地存在着。在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无权让土地要素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另外，去城市谋生的农民在就业方面遭遇城市的种种歧视性规定和限制，遭遇城乡劳动者就业不平等，更不能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和社会地位问题，给农民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农民就无法对粮食定价，搞规模经营，也无法融入城市，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又使得农民不亲近土地，从而也就不会有种粮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我们应该逐步、实质性地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只有在权利上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增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谈判能力，才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保证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