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既是国际的也是本土的

　　文/杨燕青

　　说来也许是偶然，在我们采访过的不少经济学家身上，总能找到看似背离实则“对立统一”的特质，例如怀有经典经济学关怀的投行经济学家；例如身怀经济学家深厚功力的务实金融家；又如我们今天将要描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

　　仔细想想，似乎又不仅仅是偶然。伴随着经济起伏、市场跌宕和制度变迁，经济学人栏目自2007年初推出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将宏观政策及其制度框架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亦即关注现实经济运行和政策制定，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以经济金融理论为基础的。如上所述的指向锁定在访谈对象上，不难发现，这些“经济学人”很少仅仅研究数学模型和基础理论，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某个经济政策领域有相当多的经验积累，并和政府决策部门有长期互动的经历。

　　也许，你会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官房经济学家”，这个称呼多少带有些不好听的色彩，直接质疑的是他们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容否认，在超常规需要经济学家的火热中国经济中，经济学家几乎填充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独立和专业在某些少数场合确实显得有些奢侈。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若干年中，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快速跃升，整体经济学研究水平的快速进步，以及更多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从海外归来，能为中国经济和政策制定出谋划策的“智库(Think Tank)”群体的规模和水平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当然，这也和我们的高层决策者越来越乐于听取学者专业意见的风气有关。

　　总之，这是一个学术和决策纠缠不清的时代。因此，和西方成熟经济中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参与决策圈子(大多数潜心钻研基础研究)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热爱实际和决策问题。我们节目的嘉宾亦是如此。

　　回到文章开始时的话题。这时就不难理解，在我们的“经济学人”身上，你往往能找到在学术、实务和决策等多个领域的交集或者自由穿行。不过，今天我们想谈一位经济学家的另一种对立统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对于汤敏来说，是个新的称呼，但未必是全新的角色。此前在亚行工作的多年时间里，他其实已经担当了诸多类似“智库”的角色，尤其是在担任亚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时间里。在央视9套的一次讨论智库的“对话”栏目中，当主持人对决策高层善用智库的能力表示怀疑时，汤敏用娴熟的英语温和地(正如他一贯的温和)反驳说，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Small Potato)的“粗陋的(Humble)”建议，也经常能传达到决策高层那里去。

　　不过今天，我们还想谈谈汤敏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完美呼应。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朋友对汤敏的评价，他的研究非常扎实(Solid)，这应该是源自良好的训练和国际组织研究部门的一贯风气。无疑，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是“超级”国际化的，你会了解全世界的经验、困难和解决之道。不过，善用这些经验的前提是，你要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但同时又能够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我认为汤敏是少数“综合得分较高”的经济学家，尽管他的观点时而惹来非议。例如，在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设计上，汤敏一直呼吁要采用“高利率”，这符合经济学规律和国际经验(尤努斯的银行就是如此)，但未必被大众所理解。又如，汤敏主张高校扩招，在成功地跨入大学校门之后，很多学生选择攻击汤敏的这一主张，假如没有高校扩招呢？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完美呼应也许并不在于让每个人都支持你，而是以恰当的方式将全球经验根植中国，不过，正是因为西学中用往往造成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坚持基本底线有时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