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投行经济学家

　　文/杨燕青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类经济学家，一类供职于大学学府和研究机构；一类则供职于金融机构或其它商业机构。这种划分虽然不太精确，但也大致勾勒出两类经济学家的一个简单轮廓——前一类相对学院派些，可以从容以至于“奢侈”地研究基础理论，放眼长远；后者因要为机构的市场交易行为直接提供依据，因此必须快速反应，还要力求精准预测。前者的“长期”可以长到5年甚至10年、20年，而后者的“长期”大抵为半年或者一年。

　　在投行的经济学家中，黄益平是一位不多见的“不太像”投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似乎有能力将自己的思维无缝地切分为分属于两类经济学家的两个部分，而这两部分在不同的情况下还能相互转化保持平衡。换句话说，在7年多的投行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不曾遗失掉自己作为学院经济学家的视野、关注和热情。

　　认识益平的时候，他刚刚离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加盟花旗集团，当时花旗的投行部门还叫做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2005年拆分转型为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转型要面对的挑战显然不少，但益平看起来不仅从容应对，而且还成功延续了他的“学院派情怀”。从起步时的副总裁(VP)到如今投行的最高序列——董事总经理(MD)，这显然是竞争激烈中佼佼者走过的的路径。

　　记得2000年~2001年采访益平，我们最关注的话题往往是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如今回首看去，当时讨论到的汇率波动区间和资本项下的逐步开放都已经成为现实。那段时间也是中国银行业“崩溃论”最有市场一个时期，在AMC剥离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后，中国银行业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被全球高度关注。当时我正巧在Johns Hopkins做访问学者，试图探究“中国金融改革的次序”，当时对不良贷款的测度众说纷纭，下一步如何改革的说法也往往零乱细碎，益平当时的一系列工作论文(研究报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隐性负债(Contingent Debt)以及与此相关的财政可持续能力(Fiscal Sustainability)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下一步的改革也提出了有益的方向。中国银行业最终能从“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危难境地，一步一步走来最终迎来风光异常的上市，除了改革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之外，包括益平在内的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也功不可没。

　　此后有几年未见益平。再见时已是2007岁末。此时的益平，对于宏观数据和大局早已是信手拈来，不过让我再次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思维”。我们谈到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显然这是益平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他看来，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中，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比较彻底，但要素市场的扭曲非常明显——譬如劳动力市场上，户口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价格过低；制造业的土地价格偏低；国家对能源价格的控制也使其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还有环境成本尚未被充分度量——所有这些意味着降低了生产成本，人为的抬高了投资和生产的利润，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才是出口贸易顺差太大、投资/GDP比过高的根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实现刺激消费的宏观目标。

　　这样的关注和思维，应该直接传承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后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个年轻人的思考之心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