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2)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 (《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 《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 (《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年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 《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