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正义是和解的前提

　　刘波

　　近日，从动荡不定的伊拉克传来一个好消息。伊拉克议会于1月12日通过一项《正义与有责任法案》，允许萨达姆时代的执政党复兴党的中下级成员出任公职。观察家普遍认为，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与伊拉克新政府实施的激进的“去复兴党化”政策，使不少无辜民众为萨达姆政权的暴行“埋单”，带来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族群对立，成为伊拉克乱局的重要诱因。当前推出这一法案，对一时的矫枉过正加以纠偏，推动伊拉克各派走向政治和解，当属一个积极的征兆。

　　从更深远、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政治和解与政治宽容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潮流。一些在过去看似毫无出路的国际性冲突与争端，都随着各方的妥协与互动而使坚冰融化，例如北爱尔兰冲突的和平解决、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等。一些原本政权专制、社会各阶层对立极其严重的国家，也在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转机之后，逐渐走上政治宽容、开放与自由的道路，西班牙、智利、南非、波兰等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国家正在逐渐走出极端、狭隘的旧日阴影，向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形态迈进。当此之时，我们也应对伊拉克寄予最良好的祝愿，期待它也加入这一世界性的进程。

　　当然，伊拉克政府此举的主要目的仍然只是想办法寻求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和解，与普遍性的社会和解还有很大的距离，前政权支持者与政府之间依然频发的暴力事件便是很好的例证。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和解与宽容的倡导依然属于政治或道德的范畴，不能以这样的政治目标为借口来回避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探求，也不能以此来取代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的正义。而真正的正义只能建立在每一个鲜活的个人对历史真切的记忆之上，需要以一定的机制鼓励所有受害者陈述他们遭受的凌虐，并保障他们的安全。单单局限于政治上层之间捐弃前嫌，只会让问题遗留下来，而未在坚实的历史真实基础上构建的“和解”，将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对于所有那些像伊拉克这样在遭逢大难之后浴火重生的国家，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并构建未来的道路，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国内冲突过后、内战结束之后或独裁政权崩溃之后，一个国家如何从废墟与往昔的阴霾中走出，这是一项世界性的课题。良好的应对能带领一个国家走上坦途，错误的做法会将其再度拖入深渊。在这方面，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已经在向完善的民主制方向前进，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主导设立的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这一转型过程的点睛之笔。所有人对于自己曾经遭遇的暴行，都有权向委员会提出陈述与指控，遭控诉者也有权为自己辩护，并请求免于受罚。而且为避免出现一边倒的“胜利者的正义”，南非的委员会对种族隔离政权与非国大等反抗力量侵犯人权的行为，均一视同仁地予以调查和谴责。

　　若以南非的成功标准来看，伊拉克新政府最初对复兴党成员 “除恶务尽”的做法，未免失之过严，因为萨达姆政权犯下的罪行，不能由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来承担，而西班牙在佛朗哥独裁体制终结之后，对过往的暴行不加司法追究，惟独请求民众宽恕与和解的做法，又未免失之过宽。当然，宽严之间的抉择绝非易事，在疗救政治创伤的时候，“饶恕”与“追诉”相比，何者更为有效，如何双管齐下、恩威并施，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能以“忘却”与“和解”为名来损害历史的真实与司法正义。

　　政治宽容与和解是应当加以倡导的，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使旧时代尘封紧锁的事实重见天日，并以此来确定当政者的责任，以及那些普通人里的“自愿行刑者”的责任。惟有在事实清楚、责任明晰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和解。追求政治宽容与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算一笔糊涂账，以诸如“勿记恶”、“向前看”这样的说辞来逃避过往，洗脱责任。和解意味着加害者的认罪和受害者的宽恕，两者互为因果，真相与正义则是共同的前提。我们期盼伊拉克能走向这样的方向，也将同样的期盼寄予世界其他地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