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危机打开机会之门

　　标语；人人说话

　　最近看到主流媒体关于日本的报道，都是日本“零Bonus时代”以及“临时工增加”这样的新闻。从中国学者到普通老百姓，似乎已经渐渐走出了“历史的重负”，学会了用更为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个邻国。但相关经济分析或报道总让人觉得日本经济已现“迟暮”之势，那个遭受了西方金融货币战争围剿的日本，不仅失去了一个“十年”，而且十年后它似乎更加孱弱了。比起那些更吸引人们眼球的美国公司的风云变幻，日本公司真的淡出了我们的关注视线。

　　《三井觊觎中国》为我们提了一个醒，至少它告诉了我们，匍匐在微观经济中的日本公司绝对没有“迟暮”，综合商社以战略性的布局和迅猛的动作在占领下一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当更多的中国学者和精英在防范中国成为下一场金融战争的“猎物”的同时，在日本综合商社触角遍布的微观经济领域——贸易、物流、资源以及零售各个领域，我们还应该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更要多向它们学习——这是这个国家对中国最大的价值。

　　次级债危机打开机会之门

　　自2007年6月以来，美国次级债危机的风波越刮越烈。在这场由投资银行等自编、自导、自演的危机中，金融大亨们无人能独善其身。目前仅金融机构公布的因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的拨备损失就已接近千亿美元。从二级市场看，欧洲金融股是2007年表现最差的股票类型之一，美国的金融股也不招人待见。

　　尽管美国和欧洲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次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在这场危机发生后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是以美国为鉴，反思我们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完善相关的金融贷款体系，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其次，进一步加强对外汇的流动性监管，尤其是外汇的流入；第三，研究与防范次级债危机蔓延对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体系的影响；第四，借海外金融企业大规模裁员，趁机吸纳国外高端金融人才；第五，选准时机，积极购买海外金融巨头们的“不良资产”，让中国的金融企业真正走向世界。前三条是防御性措施，后两条为进攻性措施。并购或参股国外的金融企业，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国外大投行的后院是不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企业开放的，次级债危机恰为我们打开了机会之门。

　　购买海外金融巨头们的“不良资产”可谓一举数得：可了解到国际金融界的核心信息，可学到国际金融界最先进的管理方法，可缓解国内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可解国际大投行们的燃眉之急。这不仅可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换取成色十足的筹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换到了真正的利益溢价。机遇稍纵即逝，政府部门要在这难得的机遇面前抓住机会，为国内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并购创造条件：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并采用变速跑的方式在上半年大幅升值，下半年小幅贬值；另外，在财政税收方面也需要给予有力的支持。

　　北京读者 远山

　　以“反市场化”的融资体制调整治理中国股市泡沫

　　最近，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核心依然是应否让广大投资者独自承担接轨的代价？

　　围绕中国股市，我们有太多的诗人和金融工程师指点江山，却少见真正的哲学家。无论是那些放火的还是主张政府干预灭火的，他们看似对立实则是同类。他们热衷以新的取代旧的(如用市场增发取代过去的配股)，关注事实是什么(有没有泡沫)，却拒绝讨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或者谁应该为那些坏的结果负责，如何才能变得更好而防止更坏。而回避这些讨论的理由就是“市场原则”。由此，中小投资者常常是不公正的受害者，但最后却被视为泡沫的制造者、自作自受的赌徒。

　　因此，中国证券市场的治理与规范重心依然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赶时髦的创新与急功近利的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是政府干预的成功范例，其不足也是这种干预力度没能到位。让股市恢复投资功能，其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法不仅不能是市场化，而且应该重新强调政府主导。针对新股发行，市值配售辅之以按账户限额申购(例如一户一手)是很好的方法。将二级市场溢价截留于二级市场之内，几乎是无痛接轨的唯一选择，至少它保证了泡沫存量的固化(新股泡沫实际上转化成了二级市场的收益，因而可以在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相应地降低市场估值)。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张，泡沫逐渐由恶性肿瘤演化成良性肿瘤，再图后续解决。新股上市的定价和再融资也应该首先与国际接轨，再融资应该摈弃目前的市场化增发，回归过去行之有效的方式——配股。监管部门可以以窗口指导的方式引导投行工作，以国际市场尤其是香港股市作为参照决定新股发行价格和配股定价。只有让上市公司意识到真实融资成本的存在，他们才会理解资本的宝贵，从而下功夫去提高效益。

　　南京 褚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