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之八：身正也怕影子斜(2)

　　嘉靖、严嵩、胡宗宪之间的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本来可以被天高皇帝远，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限制所淡化。但是一个“改稻为桑”的国策，却把胡宗宪彻底搅进了一个巨大的是非漩涡。

　　嘉靖明令内阁让胡宗宪来推行“改稻为桑”，而裕王担心严党一手遮天，肆无忌禅，在下面敛取不义之财，从而闹出乱子，便派了自己人谭纶掺和进了浙江的事务。由此，局面一下子便复杂起来了。正如胡宗宪后来对谭纶说的：

　　“朝野都知道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千秋万代以后，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可朝里的清流为什么还会看重我？就是因为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上不误国，下不误民。”

　　在大事面前，胡宗宪绝不糊涂。尽管在忠和义的问题上，有时难免陷入矛盾，尤其是当严世藩扛着老爸的旗号对他进行打压时，他更是投鼠忌器，宁可不做名臣，也不能做小人。从本质上说，胡宗宪的确是一个能够坚守“上不误国、下不误民”这一基本原则的良臣。面对“改稻为桑”，他也知道很多人都想乘机兼并田地，可他看得更远一些：

　　“那么多没有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时候外有倭寇，内有反民，第一个罪人就是我胡宗宪，千秋万代我的罪名就会钉在浙江！”

　　看透了这一层，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裕王派谭纶到浙江还真是一个失策。如果谭纶不到浙江，胡宗宪既可以向严嵩进言，也可以向皇上上奏疏说明理由，从而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有步骤地推行国策。可在裕王派人督战的情形之下，无论自己如何小心从事，其所作所为都会引起双方的猜测，成了党争之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严党势力还很强，否则，这样的国策在内阁会议上就会被阻止。现在既不能积极推进，又不能明着跟严党唱反调，即使想往后拖一拖都会大大得罪严党。如此局面真是难上加难。更有一层利害是，裕王是未来的皇上，胡宗宪也是得罪不起的啊。

　　正在如此为难之际，代表宫里的江南织造局总管太监杨金水，与郑泌昌、何茂才一道，指使杭州知府马宁远带领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背着胡宗宪掘开了新安江九县堤坝的闸门，致使这九个县面临被淹的危险。得知大堤决口，胡宗宪亲临现场，率戚继光、谭纶调兵护堤，最后被迫在淳安县和建德县分洪，使严党兼并九县土地的企图受挫。胡宗宪查探灾情发生的原因，得知这一切竟然是严党所为，深感局势的复杂与严峻，如果深究下去，恐怕要牵连到严嵩和司礼监，而这些人靠他胡宗宪是搬不倒的，也是不能搬倒的。在秘密提审时，马宁远就说了：“您要再问下去，我大明朝立时便天下大乱了！”为稳定大局，胡宗宪只好拿出王命旗牌，以贪墨修河工款导致大堤决口为名，就地立斩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李玄。作为条件，胡宗宪逼着杨金水和郑泌昌、何茂才联名上疏朝廷，请求缓办“改稻为桑”。好在是胡宗宪，若是海瑞，这件事足以引发官场大乱。

　　严党在朝野上下得罪的人太多，作为党魁提携之人，胡宗宪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身正也怕影子斜，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严嵩没有善终。正如他对杭州知府马宁远说的：“我真不愿意看到，阁老八十一岁了，被这些人围着，到时候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史一再证明：党争一起，如入黑道，你死我活，上了贼船，就下不了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身正往往救不了命，而谁狠谁就活却是常道。或有意外，纯属编导笔下留情。

　　警世通言——

　　企业家用容忍派系的办法，来实现对企业的制衡，短期有效，长期有限。

　　在失去统一价值观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道理，只是这些道理之间常常是冲突的，而且有时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

　　(2007年3月5日23：19于京西中海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