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之七：盘根错节话桑田(2)

　　为了防止推行国策过程中的偏激行为造成不稳定因素，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当机立断，指示马宁远：“抓的人立即放了。新安江各个堰口立刻放水，让农民插秧种稻。”他这样考虑是有道理的：国有粮库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外省与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强力推行”改稻为桑”，农民今年没有了粮食收成，粮食储备又不足，必然会出现大面积饥荒，而出现大面积饥荒，必然引发民变。作为封疆大吏，他不能不权衡：“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反民，我胡宗宪一颗人头只怕交待不下来！”他这话倒是实在话，并不是仅仅用来镇住手下人的，涉及到地方政局稳定的大事，他不敢稍有侥幸心理。所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古今皆如此，至于后来的人把政治突出到不要经济了，那只能说是走火入魔。胡宗宪看得很清楚：桑是经济增长的问题，田是政治稳定的问题，所以，他力排众议，放弃了用强硬手段推行”改稻为桑”的策略，改为慢节奏分步实施。

　　当然，更让胡宗宪料想不到的是，为了兼并土地，恩师严嵩的儿子，人称小阁老的严世藩，已通过密信布置浙江的布政史郑泌昌和按察史何茂才，串通江南织造局的太监杨金水，唆使一些商人趁机抢购市场上的粮食囤集起来了，就等着时机成熟，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土地。而官府出面打压百姓、断水毁田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压低土地价格，从中渔利。这些官员之所以这么卖力地胁迫农民“改稻为桑”，表面上是贯彻皇上的国策，其实已经形成了沆瀣一气的既得利益集团。

　　于是，当严世藩看到严嵩一手提拔的胡宗宪，提出了放缓推行“改稻为桑”的奏疏时，气得双手直抖：“什么‘无田则失民，无民则失国’？冠冕堂皇，危言耸听！我看是他胡宗宪怕丢失了自己的前程，想给自己留后路！”于是，严世藩背着他老爸严嵩，密令郑泌昌和何茂才下狠招，乘端午汛期毁堤淹田，逼农民贱卖田地。正如事后严世藩向严嵩汇报的那样：“改稻为桑”的国策推不动，在于胡宗宪首鼠两端。所以不淹田改不动，淹了田就改动了。”其实这其中的商业秘密是，淹过的田只须十担谷子一亩，好田却要五十担谷子一亩。价差如此之大，是巨大的利益引无数贪官尽折腰。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当年的嘉靖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改稻为桑”国策会被人巧妙地利用，在推行国策的旗号下，有人竟敢采取一口气淹掉九个县的办法来降低土地价格。

　　还好胡宗宪亲临抗洪现场，断然指挥分洪，结果还是淹了一个半县。事后，当胡宗宪得知杭州知府马宁远竟然背着他参与了这等罪恶勾当，怒不可遏，跺脚大骂：“九个县，几百万生民，决口淹田，伤天害理，上误国家，下害百姓，遍翻史书，亘古未见！”官府与民争利争到这个份上，可谓登峰造极。流传几百年的“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著名顺口溜，看来一点都不过分了。

　　严家父子想着从兼并土地、到收购蚕丝、丝绸纺织、出口贸易的所有环节都 把利益赚足，结果在第一个环节就出了问题。这恰好证明了一点：世界上所有的交易都可能因为有人贪得太多，想把好处独自占尽，而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陪了金银又折寿。

　　在内阁会上想当然的事，落到地方，一切都不像设计者们想象的那样了。尽管有一万条理由可以证明种桑比种田对农民有好处，但农民不领情的时候，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

　　警世通言——

　　胁迫之下，没有公平的价格！胁迫的交易，没有持续的可能。即使没有坏心，企业家也不能去(或跟着去)做胁迫他人的生意。

　　(2007年3月4日18：00于京西海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