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学费标准是把穷人赶下车

　　熊丙奇

　　“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如是说。

　　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想法毫无道理，但就现实的国情而言，这种想法更难以实施，如果实施，则有可能从眼下的“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变为“把穷人赶下车”。

　　其一，凭什么要富人付更多的学费？作为“富人”，已经给国家作出了更多的税收贡献，为何还要在享有国家教育资源时，付出更多的费用呢？

　　其二，富人怎么鉴定？在我国，每个家庭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并不透明，再加上诚信缺失，这也就导致富人冒充穷人在学校领助学金以及真正的穷人得不到帮助的事层出不穷。

　　其三，高校舍得把“多收”的钱真作为奖助学金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高校必须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不低于5%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但是，做到这一规定的学校，并不多。

　　其四，学费制定能随心所欲吗？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得益原则，二是能力支付原则。以富人标准来制定学费标准，并寄希望由此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在笔者看来，会以所谓“公平”的名义，形成对穷人的进一步掠夺。

　　把受教育者视为最大的财源，“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比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提高高校市场竞争意识更“行得通”的办法。这种不考虑受教育者利益的观点，与多年前扩招时用教育消费来拉动内需，以收费来促使教育规模发展，名为发展教育，实为推动教育产业化的观点，有何差别呢？可以设想，如果学费成倍提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先交学费(或先办好贷款)才能报到，报到之后再考虑减免或奖励，而减免额、奖励额有限，那么更多的学生会因家庭困难被挡在大学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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