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民众不满应是社会建设的支点

　　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中国社科院近日在京举行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醒说，要警惕在宏观经济社会形势一些数据较好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不满程度也在提高。

　　这本蓝皮书的主题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实也是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题。关于社会建设，十七大第一次将其专门作为一章写进了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具体表述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不难看出，所有的指向最终是“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当然也就意味着民众不满应该降到最低程度。换句话说，如果以现在为起点，“民众不满”在未来的社会建设绝不应该提高。但是，无论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公平正义，还是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都还不足以使得上述目标一定会实现。李培林先生的提醒，更是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这种担忧，并暗示了解决问题时可能面临的压力与迫切程度。

　　社会建设之所以被提高到政治高度加以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不尽如人意。这已经不必再拿什么数字或案例进行佐证，平日里最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固然也是引人注目，但更让公众不吝热情的是关涉其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即有关社会建设的诸多新规。生活超越政治，在当下的中国虽然不一定是进步的指向，却是民众生活的现实。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生活中不是没有政治，伴随公民身份的权利意识觉醒，民众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参与和表达愿望。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催生的利益分化和民主意识，使得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出台过程和结果所投注的注意力空前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从社会建设出发的参与和表达，倒不失为培养民众与国家互动的民主操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民主举动与众生喧哗的社会参与，是一种温和而渐进的调适过程，给了双方一定长度的适应周期，也给了社会建设政策更高的准度。

　　毕竟，民众不满没有什么可怕，警惕民众不满的程度提高，只不过是说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居庙堂之高者需要更耐心地倾听民众的呼声，从而使出台的公共政策更有效力和公信力。任何社会都会有民众不满，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现代社会之所以具有历史进步性，在于解决问题的民主程度有了巨大提高，在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双重落实。改革开放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绝大数人的首肯，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也部分在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消除民众不满应当是社会建设的灵魂和指向。这么讲的理由是，在利益分化和权利回归的当下现实中，民众不满的消除意味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平衡和出台的公共政策得到了社会认可。如此，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社会摩擦会大幅度降低。当然，让所有人绝对满意的政策可能不会有，问题是这个过程必须是一个公开博弈的过程，需要建设足够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渠道容纳多元利益的诉求，给各方利益得到有效平衡提供一个平台。现代社会的利益博弈，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零和游戏，而是需要各方都有做出妥协的精神和准备。

　　但是，利益分化和阶层清晰不仅意味着个体追求利益的取向具有差别，而且意味着群体利益的较大分野。从具体的社会事实来看，强势群体利用历史延续的政策资源和累积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有力地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并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延伸利益。相比之下，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就逊色很多，缺少强劲的表达声音，甚至缺少必要的表达通道。这会形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马太效应”，弱势群体的边缘化逐渐变为社会现实，进而郁积更多的社会不满。正因如此，社科院的专家提醒说：“要格外注意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注意研究和分析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生活的感受和变化，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对此，社会建设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社会建设才有达到十七大报告中所指目标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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