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深处的绿色忧思

　　徐瑾

　　1989年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一位从人大毕业的南方青年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当时研究所的气氛极好，如果政策方案做得好，往往可以付诸实践，甚至有机会与最高决策层讨论农村政策问题。在他印象中：“当时的领导人思想非常解放，对实际经济问题了如指掌”。偶然之间，当时的研究所副所长林毅夫给了他一个出国进修一年的机会，此前从未准备出国学习的他在仓促之间，便进入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一年的进修生活简单平实。当他领到满意的期末考试成绩准备回国之时，他的单位——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即将被撤销，无奈之下，他听从领导的建议申请了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四年之后，他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论文获得了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并最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他也在1994年顺利留校，成了一名经济学讲师，从此以学术为业。

　　成为讲师之后再谋求终身教职是职业学者的基本路径，而这个过程最少需要五六年时间。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一直专注于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六十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三本英文专著。但到了第五年，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如果继续按部就班，下半生的命运轨迹无疑已在预期之中。他开始反思当初的选择，尝试新的可能。而由于再一次的偶然机会，他在2000年开始了投行经济学家之路。

　　此后才有了与谢国忠、陶冬等人被并称为“亚洲华人明星分析师”的他——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如果没有那个偶然的出国机会，很难想象我今天的生活将会如何，命运是很无常的。”黄益平谦和地笑了笑，“我的经济学知识基本都是在国外所习得的，但在发展所的经历才让我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外界把投行经济学家的生活渲染得繁重无比：开不完的会议、加不完的班、无止境的压力。对比同行，黄益平却颇能自得其乐：“比起学院研究，投行经济学家工作往往更加短平快。压力固然不小，但关键在于你必须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并保持平和的心态。专业投资人其实往往更看重分析的推理过程而不是结论，预测难免失误，但分析框架与逻辑必须能经得起推究。”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语：“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犹在耳侧，此言亦奠定了中国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体系。不过，对于黄益平来说，如今的中国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只“绿猫”。根据黄益平估算，30年改革期间累积的环境成本就可能高达2007年GDP的1/3，而这是中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面对经济发展对于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他几乎夜不成寐：“环境问题却可能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如果解决不力，将会终结中国经济的繁荣。”

　　当然，信守理性主义的黄益平虽然认识到环境问题目前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时刻，但同时亦报以希望，期待通过公众与政府的重视，中国或许能够快速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走上绿色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