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真的是因妒招骂

　　早报评论版12月21日刊登袁晓明的文章《经济学家招骂是好事》，按照袁晓明的说法，中国经济学家之所以总“挨骂”，是因为招人“嫉妒”。为何会招来嫉妒？因为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证实了中国经济学家提倡的理论，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可见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功不可没。看来骂经济学家的人，是因为他们患了“红眼病”，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成功，才会把气撒在成功者身上。

　　这样的解释倒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却难以服人，因而值得再做讨论。

　　现在说到经济学家，前面往往会加上限定词“主流”。何谓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提倡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该理论源于西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就是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有学者如此评价哈耶克，“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富人的财富进行辩护”。在读过哈耶克的主要著作之后，对于这句话，我深表认同。但是中国眼下的富人与哈耶克为之辩护的富人有很大不同。如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格局中，由于每个人的运气、才能以及起点不可能平等，于是，结局不可能完全平等，因此，公众理当尊重通过合法途径赢得的财富，而不是一心想要来场革命“均贫富”。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哈耶克所提倡的市场经济，尽管承认个人运气有好坏，但在权利和机会面前，却必须人人平等。这种平等靠什么来保障？靠法律和道德。其中法律是底线，道德是上限。可见道德不是一种凭空的要求，而是需要由法律进行担保的义务。而一个缺乏法律保障、没有道德维系的市场，就是一种伪市场。

　　反观我们当前的现状，房地产业屡屡出现一夜暴富的神化，垄断企业肥得冒油，不法老板在奢侈品市场一掷千金……难道哈耶克的理论能为这样的财富进行辩护？显然不能。哈耶克所说的财富必须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社会中才有道德地位。如果我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舍弃前提，只用结论，片面要求民众不要有仇富心理，却不问财富的出处；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把饼摊大，分到普通民众手里的那份财富自然就会水涨船高，却忘记提醒，如果分配机制存在问题，亦即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大多数人的财富并不见得会随之跟涨，因为所占份额可以缩水。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招骂，显然就与民众的嫉妒心理无关。

　　如果情况恰如袁文所说，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资源带来最大的效益，那么，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为某些产业存在的童工、奴工现象进行辩护，因为这是投入最少、产出最高的体制安排。当然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敢于站出来为此类现象公开辩护，可见法律和道德不仅是天理良心，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说到底正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保障每一个人至少能过上体面而且有尊严的生活。所谓的效率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底线之上，否则奴隶制也有值得辩护的理由。

　　袁认为：中国评论界、思想界与经济学界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评论家说起话来”许多时候都是绕来绕去“，就算说出来也“基本上毫无用处”。袁特别提到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之不受有关方面重视的命运。显然，在袁看来，与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相比，中国的评论家、思想家就有点无足轻重了。比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倡性解放，争取同性婚姻，这样的言论，对中国毫无用处，绝不能与经济学家相提并论。

　　先要强调，李银河从未提倡过性解放，她的意思其实是，对于某些反常的性行为，只要它是出于成年人的自愿选择，且不伤害他人，就应该允许。但允许决不意味着提倡，两者不是同义词。更重要的是，李银河为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利，其重点在于“权利”而非“同性恋”，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用不上李银河争取来的权利，但有这种权利却是文明的标志。毕竟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绝不体现为袁晓明文中所列现象，如“中石油甚至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今天的中国已是奢侈品消费的大国”等等，而在于即便是少数人的权利，社会也应给予同样的尊重，例如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特奥会，并且使得特奥精神深入人心。

　　好在袁文也有这样的呼吁：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通过法规保证公民应得的权利。在我看来，这种权利不仅指分享财富的权利，同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权利，比如个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这种生活方式不妨碍公众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