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大学姜汝祥博士在他的《体制过渡时期流动人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们已经解决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制度支撑。这种支撑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开放，这样的结果是一亿多农民突破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得以转入非农产业。”可是，十几年来，经济开放并没有带来城市社会的开放，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制度性障碍，使得农民在城市的身份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农民工”这一有着中国特色的称谓明显地指出了这一群体的边缘性：是农民又是工人，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这种混乱的概念直接表明了以农民工为主力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无所适从。

　　从历史上来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劳动力大量向工商业转移的基本动因。历史上的南宋和明代中后期，人口的增长促使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工人”。史书记载的江南嘉兴五江镇，7000多户人家“不务耕绩”、“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这种状况与今天的“农民工”何其相似。

　　然而，历史上中国若干次商业化的繁荣并未导致“工业化”的到来。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阻碍，无论转移出来的农民有多少，商业化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著名的汉学者黄宗智(Ph ilip C.C.H u an g)所指出的，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只有公共领域的扩张而无市民权力的发展，只有正规的法律条文而无个人的“公平”、“自由”意识，这决定性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商业化的繁荣而没有商业发展。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而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更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民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中国，大多数流动人口的都抱着“挣一笔钱回家”的目的。“这种社会预期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是有好处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与‘工业化’趋势背道而驰”。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工业化的增长，与当时的“重农轻商”传统不无关系。许多农民从事工商业，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目前中国阻碍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制度性障碍与当时“重农轻商”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许多城市都存在诸如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亚文化社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农民”。社会结构不够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社会预期”下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只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却不可能获得经济持续的增长。(25G3)